SpaceX、Palantir、Anduril 与 Onodrim|企业集团的回归
摘要
- Garrett 对 SpaceX 的投资逻辑,如今建立在一家纵向整合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之上,多个业务引擎各自驱动增长。 他提到,Q3 营收增长约 160%,净利润 44 亿美元、EBITDA 88 亿美元,算力投资回收期不到 12 个月;按 2 万亿美元估值计算,企业价值约为 EBITDA 的 20–30 倍。覆盖应用、模型和基础设施,能让公司灵活应对 AI 经济规律的变化:“你大概会想持有纵向整合的企业。”
- Starship 的投资意义不止于降低发射成本,还包括推动轨道算力和新业务落地。 Garrett 预计轨道算力会成功,并称首批卫星发射会在“明年下半年,我想是这样”;但他提醒,具体时间表无法准确预测。他预计 Starship 能将发射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而完全可重复使用仍是下一个重要的经济里程碑。
- AI 基础设施的竞争,越来越看重融资优势与工程执行力。 部署速度、投资回收期和资本成本,决定公司能否兑现巨额支出承诺;Garrett 承认,营收、定价和未来产能都存在实质性不确定性。他的公司已投资 Cognition,并刚刚与另一家机构共同领投 Hex 新一轮融资;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
- 相比某一年超高增长或略高的买入价,Garrett 更看重投资期限和集中持有优质资产。 他对比了 SpaceX 20 年间约 40% 的复合增长与投资者对单年增速的执着;对于有望实现 5 倍回报的优质资产,他愿意接受 25% 的溢价。资本过剩仍可能造就一片墓地:“幂律大概能让这笔资本物有所值”,但投资者必须押中赢家。
- 企业集团的投资逻辑,取决于共享技术与商业需求能否支撑国防产能。 Anduril 的 Lattice 在运营层面连接各类产品;Garrett 则把 Palantir 和 SpaceX 视为业务覆盖商业与政府客户的更广泛范例。他用一句历史掌故概括这种模式:General Mills“既做麦片,也做武器系统”;商业规模能支撑仅靠产业政策无法经济维持的能力。
- Monodrom 看中欧洲国防供应商,是因为资金和订单增长快于产能扩张。 Garrett 对比了欧洲约 4,000 家无人机公司与组件、发动机和制造环节支持不足的现状。这个并购平台计划长期持有企业、与管理层合作、导入技术并投入资本;首批收购和重要合作仍有待公布。“现在该执行了。”
- 工业科技可以改进棘手的实体流程,但不会自动带来软件行业的经济效益。 Garrett 举例说,Applied Intuition 正在简化车辆电子系统,General Matter 则把现代工具引入铀浓缩。他也保留了关键的承保判断:“把软件部署进一家企业,不一定就能让它成为一家科技公司。”
精读
1. SpaceX 的 AI 增长,嵌在一台长期复利机器之中
投资 SpaceX 16 年后,它仍是 Garrett 持仓最大的一家公司。他提到,Q3 营收增长约 160%,净利润 44 亿美元、EBITDA 88 亿美元。按 2 万亿美元估值计算,他认为其估值约为市场一致预期 EBITDA 的 20–30 倍,并提到约 27 倍。令他兴奋的是 SpaceX 在多个关键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非单一收入来源。
O’Shea 追问公司的定位:据称,超过 50% 的营收“以某种形式”来自 AI,尽管 SpaceX 起家于发射和太空探索。Garrett 认为,不同业务各有自己的 S 曲线:AI 从较小基数快速扩张,发射业务和 Starlink 也各有增长空间。营收结构只是“跨越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视角”中的一个时点切面。
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逻辑,既包含基础设施的执行能力,也包含在应用、模型和算力各层变现的能力。Garrett 提到 Cursor 和 Grok 聊天机器人,以及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的软件和服务。据称,投资回收期不到 12 个月,说明当前需求超过供给。持有多个层面的业务,能让公司无论在开源部署扩大,还是闭源模型保持领先时都获得敞口。
他的下行保护来自灵活性:如果外部需求放缓,产能可以转向内部产品;快速建设也让公司能够缩短投资周期、加快收缩。他认为,只要基础设施能服务公司自身,风险就“微乎其微”。这是他的信念所在,但他也明确承认,即便当前利用率很高,预测 4 年或 5 年后的需求仍然困难。
2. Starship 的成本曲线,连接发射、通信和轨道算力
Garrett 表示,Starship 发射的载荷部署了 Starlink V3 卫星,而这些卫星正在提供算力服务。他称,一次仅携带少数几颗卫星的发射,就增加了全球互联网容量的约 1%;公司的计划是部署数万颗卫星。这一规模支撑了他的判断:通信业务仍处于发展早期,尽管 AI 暂时主导了增长叙事和收入结构。
O’Shea 到访 Starcloud、看到多代卫星陆续研发后,再次追问轨道算力的经济性;Starcloud 3 计划由 Starship 发射。Garrett 提到,首批轨道算力发射会在“明年下半年,我想是这样”。他预计项目会成功,但把这一判断与对时间和产能的精确预测区分开来:复杂的工程进度无法可靠预测。
一个现实先例是 Varda:发射成本下降后,这家公司得以服务制药和国防客户。Garrett 预计 Starship 能把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可能推动围绕太空基础设施创业的公司相应扩张。他对预测能力设有边界:SpaceX 如今几项重要业务,在 1 到 5 年前甚至还没人设想过。
完全可重复使用是下一个经济里程碑,但不是他认定火箭具备商业可行性的门槛。如今的 Starship 已能发射并运送载荷,相比同样尚未实现完全重复使用的竞争对手,它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发射平台”。他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火箭的尺寸和性能还会持续变化;现有飞行器只是早期迭代,并非最终形态。
3. AI 投资判断,关键在融资能力和对单一模型公司的独立性
O’Shea 询问,近期融资压力是否暴露了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和新云服务商扩张中的薄弱环节。Garrett 将宏观波动和市场仓位,与真正的问题区分开来:营收能否支撑支出承诺,公司能否筹到履约所需的资本?债务是高效的融资来源,因此“速度和投资回收期”以及融资成本,都是关键竞争变量。融资成本更低的借款方,可以用更好的条件承接需求。
被问及哪些环节最脆弱时,Garrett 没有给出确定的排序。模型定价、开源与闭源部署、算力定价、电力供应和资本成本,都可能改变最终的经济效益。估值取决于眼前增长浪潮之后的盈利能力,但即便预测 2 年后也很困难。“你其实不知道接下来 3 个月的市场动态会是什么样,更别说未来 3 年了。”
Garrett 表示,他的公司已在 Cognition 投入不少资金,并刚刚与另一家机构共同领投 Hex 新一轮融资。两家公司分别处于模型编排和应用层,客户可以在多个模型之间切换,无需在编程、安全或分析上依赖单一实验室。他预计开源部署将大幅增加。不投资其他类别,是因为难以判断其持久性,并非否定其价值;他称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这一代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家公司。
4. 长期增长可以支撑溢价,但估值风险依然存在
Garrett 选公司的标准是增长持续时间和质量。他说,SpaceX 20 年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 40%;单看 40% 已经不错,能持续增长则非同寻常。他用更简单的例子说明:年增长 9%,持续 30 年,最终约能增长至 13 倍。少数股东无法决定自己能持有多久,因此他想投资的是几十年后自己仍愿意持有的企业。
O’Shea 提出资本涌入的问题:Cognition 的估值为 480 亿美元,另有传闻称下一轮融资估值约为 600 亿至 700 亿美元;Ramp 估值 600 亿美元;Anduril 估值 900 亿美元。这些估值是在识别明确的赢家,还是只在为融资热潮提供燃料?她还转述 Index 愿意支付 25% 溢价,但也重新考虑价差达到 2 倍的情况。Garrett 回应说,经营增长和资本推动的稀缺性都很重要。
Garrett 援引教父 Teddy Forstmann 的经验:与其用折扣买下弱质资产,不如为优质资产略微多付一些;以 25% 溢价买入一项“有望增长 5 倍的优质资产”,胜过以 25% 折扣买入劣质资产。Ramp 展现了他的经营层面判断:它正在整合财务后台工作流程、持续扩充产品,而服务仍定价过低或变现不足,因而还有增长空间。
COVID 期间的金融科技热潮,是他提醒投资者不要把行业成功等同于普遍成功的例子。许多公司倒下了,Stripe 和 Revolut 则成长为估值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机会,Ramp 也朝这一规模继续发展;他还提到 Nubank。“幂律大概能让这笔资本物有所值。”成长阶段的回报仍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这也影响了他所在公司的投资组合构建方式。
5. 共享技术改变企业集团的经济效益
Garrett 将今天的企业集团,与 1980 年代令这一模式声誉受损的杂乱子公司区分开来。老式集团追求多元化、规模和融资优势,却常常缺乏运营协同;弱势部门拖累强势部门,也让估值变得复杂。新模式建立在共同技术平台、纵向整合,或两者兼具的基础上。SpaceX 把不同行业的业务敞口与业务内部共享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
他将 Anduril 称为“小写 c 的企业集团”:在同一行业里经营多种产品、系统和能力。它的差异化优势在于 Lattice,以及共享的软件和 AI 基础设施;公司运营中也广泛应用技术。新增产品可能提升其他产品的价值。推动他最初投资 Anduril、并期待其形成规模经济的,是这种相互关系,而非单纯堆叠更多国防资产。
他更大的目标是打通商业与国防。General Mills“既做麦片,也做武器系统”;他说,中国国防主承包商 60–80% 的营收来自商业活动。Palantir 最新一期业绩显示,商业营收已占多数;SpaceX 的营收也主要来自商业业务。他认为,这两家公司是现有企业中最清晰的例子,展示了怎样达到支撑关键国防能力所需的规模。
航运业提供了最有力的类比:中国商业造船业的主导地位,支撑了其国防生产。Garrett 认为,仅靠产业政策无法维持所有必要产能;商业需求能带来规模、支撑原本难以成立的经济效益,并允许国防产出在需要时扩大。他预计市场会重视多元化,并看好在商业业务中占主导、进而进入国防领域的企业,机会也不限于软件和网络安全。
6. Monodrom 瞄准欧洲防务初创公司背后的供应商
Garrett 将 Monodrom 描述为一个收购并发展欧洲企业的“航空航天与国防产业扩张平台”。美国先例包括 TransDigm、Teledyne、HEICO 和 Honeywell。按他的说法,欧洲围绕 Airbus 等企业拥有成熟的航空航天能力,却缺少类似的供应商整合,因为国防曾不是增长型市场。各国市场分散,让独立供应商更难扩大规模、采用新技术。
被忽视的机会位于资金充足的主要承包商和新兴主承包商之下。Garrett 认为,正在崛起的赢家已经获得大量支持;在预算充足的国家,它们通常还拥有主权优势。面对欧洲约 4,000 家无人机公司,他认为这个领域“资金过剩”且“过于拥挤”。他关心的是,谁在供应组件、发动机和机体结构件,这些供应商能否提高产量。
Monodrom 计划收购企业、长期持有,并与现有管理层合作。它将通过资本开支、为新产品提供工程支持,以及用技术改造制造和运营流程来提供支持。双用途需求很重要:商业业务能在防务订单间歇期支撑产能。公司的目标是把小型企业发展为泛欧、甚至全球领先企业,而不是只依赖政府支出。
筛选标准包括稳定的收入、低客户流失率、关键能力和明确的产能瓶颈。资本开支风险、陈旧的运营方式,以及转移出欧洲的产能,都可能让订单无法变成实际交付。Garrett 表示,团队成员来自私募股权、政府、航空航天和科技领域,涵盖 9 个国籍。首批收购和与领先商业及国防企业的合作仍有待公布:“我们还在很早期”,要证明这一投资逻辑还需时间。
7. 成为联合创始人,让投资者如何提供帮助变得具体
Garrett 原本没打算成为企业经营者。他与欧洲的关系,以及对美国和欧洲防务公司的接触,让他开始关注生产问题,随后参与组建 Monodrom。他将自己的角色描述为一名少数股权联合创始人,支持负责建设公司的团队,而非担任运营负责人。“我不觉得这是我的强项。”
建设公司带来的深度,是风险投资广泛覆盖、间歇性参与所无法提供的。Garrett 说,这段经历让他成为更好的投资者,也让他更能理解投资者焦虑时有时会帮倒忙的行为;但他承认,自己的经验与担任 CEO 并不相同。他的合伙人 Justin 用一句话划清了界限:“糟糕的投资者能毁掉你的公司;好的投资者却不能替你建好公司。”
最有用的帮助往往很直接:“说到底,你需要收入和人才。”投资者常常承诺能提供更多帮助,实际兑现却有限,但未必出于恶意。亲身从公司一方经历融资,改善了 Garrett 对创始人实际需求的理解,也让他更清楚哪些问题能揭示真正的难点,以及投资者何时只是在增加压力、而非解决问题。
8. 工业科技可以改进实体系统,但不保证软件毛利率
Applied Intuition 展示了比出售工程软件更深入的介入方式。Garrett 描述了公司如何简化车辆处理单元、控制器和线束,在改善成本结构的同时提升维护、车舱体验和自动驾驶能力。公司的业务已从汽车扩展至建筑、采矿和卡车运输。吸引他的,是技术不仅改变设计工具,还能重塑车辆底层架构。
General Matter 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正在重建铀浓缩产能,并将现代技术引入由国有组织运营、仍沿用冷战时期系统的流程。即便只是增加传感器,也可能创造机会。Garrett 在表达热情之余,也对过去的工程师心怀敬意:“他们肯定比我们聪明。”新工具能提升效率和性能,但不代表原有技术不够精密。
Onodrim 提高了他对工业软件的信心:从自动化文书流程,到随着 AI 进步而更快接入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他提到 Palantir 早年将技术部署到传统制造业,也举出 Hadrian 等延续这一做法的公司。但运营改善和投资回报是两个不同问题:“把软件部署进一家企业,不一定就能让它成为一家科技公司。”毛利率和业务结果会因公司而异。
9. 政治化攻击,威胁 Garrett 看重的科技行业协作
Garrett 认为,科技行业非零和的文化值得保护,尤其是在行业不断拓展至制造业、国防和能源领域之际。他也承认另一种悲观解释:这种行为可能主要源自高速增长,而非文化本身。即便如此,公司内部的琐碎争斗仍让他担忧。“也许我太天真了,”他承认,但他不认为行业已经失去了自己珍视的特质。
他的政治担忧涉及两党:仅凭创始人的政治立场评判公司,可能会忽略团队的政治多元性、经济贡献和国家安全能力。他以特斯拉汽车遭纵火以及针对 Anthropic 的敌意为例,说明他不喜欢这种趋势。他认可的反馈方式是让消费者用产品选择表达意见:人们可以拒绝买车或使用某个模型,无需攻击公司或管理层。
他明确保留了重新审视这一框架的可能性:科技与政治的交集扩大后,或许需要调整判断。“也许我错了。”但他仍希望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依据产品与业务本身的优劣作出决定,而非看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尽管承认不确定,他的警告依然明确:出于政治原因从外部攻击科技行业“会适得其反”,内部敌意则会侵蚀珍贵的协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