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Ron Johnson表示，除非众议院预算协调法案先承诺不增加赤字，并将联邦支出降回疫情前水平，否则他准备拒绝支持。 他称，2026年6.5万亿美元的支出上限已成为足够多参议员认可的工作基准，若不向这一水平靠拢，法案无法通过；对比预计约7.3万亿美元的支出，这意味着2026年需削减约8000亿美元，远超众议院法案十年削减1.5万亿美元的测算。他没有一个绝对数字，但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并维持更低支出水平的流程。
本期核心市场警告是，官方债务路径可能已经是乐观情景。 CBO当前预计未来十年新增22万亿美元债务，使债务从约37万亿美元升至59万亿美元；Johnson预计更接近62万亿—63万亿美元，Chamath则将65万亿美元作为工作中值。若联邦借款成本升至5%，Johnson估计利息支出还会增加约5万亿美元，形成“债务死亡螺旋”。
Johnson认为，国会无法控制支出，因为预算的75%位于强制性支出账户中，基本不受年度拨款审查约束。 不包括社保、Medicare和Medicaid的“其他强制性支出”，已从2019年的6420亿美元升至疫情期间远超2万亿美元，上一财年约1.3万亿美元，今年预计仍超过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国会却在庆祝十年削减1.5万亿美元的测算，即年均1500亿美元，而联邦预算每年约7万亿美元。
要靠私营部门增长走出困局，但赤字可能通过挤占资本并推高账面活动，反而让这一解法失效。 Johnson称，政府借款会减少企业可用资本，货币创造则可能带来通胀和更高利率；他还提醒，近期经济增长和联邦收入的强劲表现，部分由数万亿美元赤字支出推动。Friedberg补充称，私人部门信用违约互换成本上升，可能是连锁反应的第一张牌，最终引发主权风险重定价。
DOGE揭示了规模可能很大的浪费，但并不会自动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真正记入账本。 Johnson对比称，DOGE网站当时展示的金额约1650亿美元，而最终通过的撤销拨款方案只有90亿美元：终止合同可能停止当前付款，但国会必须正式撤销拨款；强制性支出则需要通过预算协调程序处理。“把它放到网站上当然有价值，但我们必须真正把节省记下来。”
税收和能源政策暴露了简化规则与保留投资激励之间的现实冲突。 Johnson反对通过加班免税和能源抵免来设计行为；Friedberg则称，EIA报告显示，美国新增发电量的81%有税收抵免支持，并警告他计划建设的1吉瓦亚利桑那数据中心要到2032年才能拿到天然气轮机。讨论一致认为需要充足电力，但Johnson倾向核电和最终由市场配置，同时承认：“我不想把人们脚下的地毯抽走。”
Johnson将这场摊牌定义为财政与政治的双重较量：共和党如果在反对“深层政府”后仍按拜登时代的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联盟。 他点名Mike Lee和Rick Scott是盟友，预计Rand Paul仍会更坚决地投反对票，但表示仅靠总统施压无法改变他的立场。特朗普只有坐下来、承认这些数字并共同推进“一份合理方案”，才能获得他的支持。

精读

1. 预算协调绕过阻挠议事，也绕过了大部分年度审查

Johnson将自己的立场追溯至2010年宣布的茶党竞选纲领，核心是“为自由而战”，以及把子孙后代的未来抵押出去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他至今认为自己首先是茶党人士，其次才是共和党人，并指出共和党内部也有“大量大手大脚花钱的人”。
预算协调机制由1974年《预算案》创设，允许参议院多数党通过预算措施，无需克服阻挠议事。它的特殊限制在于，议员可以处理强制性支出——本案不涉及社保——但不能直接处理自由裁量支出，而后者约占联邦支出的25%。
Johnson列出的第一个证据，是那些逃过常规审查的支出规模：除社保、Medicare和Medicaid外的“其他强制性支出”，已从2019年的6420亿美元升至疫情期间远超2万亿美元，上一财年约1.3万亿美元，今年预计仍超过1万亿美元。“它从来没有被审视过。”
年度拨款也很难称得上有效保障：国会收到数千页的综合拨款案或“小型综合拨款案”，只有24—48小时投票；当前的持续决议基本只是重复上一财年的支出。Johnson对拨款委员会、《预算案》、Simpson-Bowles委员会和《预算控制法》的结论高度一致：“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控制支出的流程。”

2. 官方债务路径已经是乐观情景

Johnson反对华盛顿沉迷于脱离实际支出的十年“测算”：1.5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大，但除以十年只是每年1500亿美元，而联邦预算约7万亿美元，2019年还只有4.4万亿美元。他打了个比方：“打高尔夫时这很好，打保龄球时就糟透了。”
CBO预计未来十年还会新增22万亿美元赤字，年均2.2万亿美元。被问到这是否会把联邦债务推向59万亿美元时，Johnson称这一数字“低估了”真实情况，因为预测假设通过加税获得约4万亿美元；如果没有这部分收入，他认为债务更接近62万亿—63万亿美元。
Johnson解释了债务死亡螺旋的运行机制：赤字扩大需要更多借款，更高的债务偿付成本又会进一步扩大赤字，循环越来越难以摆脱。Chamath指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高于5%；Johnson估计，如果联邦借款成本达到5%，未来十年利息支出可能增加约5万亿美元，并称约50年的平均水平接近5.8%。
增长不可或缺，但不能想当然。Johnson称，政府借款会从私营企业手中挤出资本，而印更多钱会制造通胀并推高利率；他还提醒，近期增长和税收收入部分得益于数万亿美元赤字支出。“我们真的实现了私营部门的实际增长吗？我认为有，但没有 headline numbers 看起来那么多。”

3. 参议院的工作基准是6.5万亿美元支出

他的第一目标是绝对性的：“不要增加赤字。”Johnson称自己没有一个绝对数字，但目前已有足够多参议员接受并预期2026年支出为6.5万亿美元；如果不朝这一水平移动，法案就无法通过。当前预测约为7.3万亿美元，他将其描述为约8000亿美元的削减缺口，而不是众议院法案十年削减1.5万亿美元的测算。
6.5万亿美元基准的计算方式，是取Clinton在1998年、Obama在2014年和Trump在2019年的实际支出——剔除社保、Medicare和利息支出——再根据人口和通胀进行调整。这3个年份对应的总支出参考点分别约为5.5万亿、6.2万亿和6.5万亿美元。
Johnson偏好的顺序是一套多步骤流程：先提供边境资金，将众议院法案实际完成的有效工作记入账目，延长现行税法以避免税收自动上调，再只将债务上限提高1年。这个期限可以在考虑特朗普新增税收提案前，保留逐项审查的压力。
他更愿意聚焦支出，而不是依赖不确定的关税收入、500万美元移民卡销售收入或动态增长假设：“支出、支出、支出。”Mike Lee和Rick Scott是他最明确的盟友；Rand Paul几乎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坚决反对，而Johnson表示，只要有认真负责的承诺和流程，他仍愿意保持开放。

4. 政治激励奖励支出，也让税改更复杂

Johnson回忆，他曾问共和党参议员和华盛顿记者联邦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场一片沉默；一名记者只说超过1万亿美元，而Johnson指出那只是自由裁量支出，并非总支出。他用家庭作比喻：一个家庭可能因一次性疾病借5万美元，但康复后不会继续每年借同样的金额——华盛顿在疫情后做的正是相反的事。
政治上的不对称十分直接：选民喜欢减税和联邦福利，却很少有人因政府超支而惩罚议员。Johnson提到一句据称听自Mitch McConnell的话，同时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亲耳听到McConnell说这句话：“告诉我一个国会议员，他曾经因为花钱太多而输掉选举。”痛苦的削减很容易被包装成攻击残疾儿童，而不是为了保住他们的福利，同时推动有劳动能力、没有子女的工作年龄成年人回到工作岗位和私营医疗体系。
Friedberg支持取消小费和加班收入的税收，因为他认为财政成本有限、受益面广。Johnson接受对实际上无法征收的现金小费免税，但反对加班免税：在连续运营的行业里，他称公共部门工会可能更偏好加班，而不是采用4班轮班制，由此造成员工过劳和额外的追踪复杂度。“收入就是收入。”
附带权益的处理则更为暧昧。Johnson称，受益者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类收入不应按普通收入征税，但他认为“取消这一待遇不会带来多少收入、只会重构交易”的论点有一定说服力。他更广泛的偏好仍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他认为2017年法律降低了税率，却让税法更加复杂。

5. 能源充裕与补贴改革发生冲突

Johnson称关闭燃煤发电“疯了”，并会优先发展核电，但反对对所有能源长期提供补贴。他认为全球约5万亿—6万亿美元的气候支出并没有改变什么；欧洲和德国则说明，政策可以错配资本并人为抬高电力成本。
Friedberg的反驳立足于当前约束：他称EIA报告显示，美国新增发电量的81%有税收抵免支持，金融资本也随之流向这些激励。他计划建设的1吉瓦亚利桑那数据中心要到2032年才能获得天然气轮机；他说亚利桑那可以提供核电，但这一选项无法广泛复制。
讨论最终都指向充足电力，但对政策路径存在分歧。Friedberg称，电子盈余是机器人、AGI、火星计划以及与中国竞争的门槛——“它来自哪里，我真的不在乎”；Johnson则希望市场在污染控制的前提下提供廉价能源。不过，Johnson也承认，按照现行规则进行的投资不应突然失去支持。

6. DOGE揭示了浪费，却没有锁定节省

在Johnson看来，DOGE最清晰的成果，是展示国会和各部门负责人对浪费、欺诈和滥用有多么“麻木和无知”。但揭示问题不等于完成拨款处理：他曾试图把DOGE的发现对应到具体的强制性支出或拨款账户，并称Elon Musk最初回应说，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法定编码。
Johnson对比称，DOGE网站当时展示的金额约1650亿美元，而最终由Russ Vought打包的撤销拨款方案只有90亿美元。停止合同可能会暂停眼下的付款，但资金仍可能继续有效，日后再次被花掉，除非国会正式将其撤销。“把它放到网站上当然有价值，但我们必须真正把节省记下来。”
具体立法路径取决于账户性质：强制性支出节省必须通过预算协调程序落地，拨款资金则需要撤销拨款。两者都可以由简单多数通过，但Johnson回忆，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曾向国会提交150亿美元的撤销拨款方案，最终在2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后失败，而他们似乎没有付出多少政治代价。
他对特朗普的批评刻意保留边界：总统“做了各种伟大的事情”，但“没有把削减支出放在重点上”。Johnson认为白宫已经不堪重负，而“一项大而美法案”的口号在总统真正介入细节前就已经出现。“我会迫使他看看细节。”

7. 财政失败会威胁共和党联盟与共和国

Johnson担心，MAGA比茶党更脆弱，因为它绑定的是一个人，而不是持久的理念；选民可能“只有他们支持的人在选票上才会坐出门投票”。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中，他称自由派候选人拿到了Kamala Harris选票的78%，保守派候选人却只拿到Trump选票的62%，尽管共和党进行了动员。
他还指控民主党存在选举舞弊，并称无证移民参与投票，但承认自己无法量化其规模。他更大的担忧是投票率与依赖关系：联邦支出占GDP的比例已从1930年的约3.5%升至接近24%，而政府扩张会制造更多受益者，让他们可以投票给自己争取福利。“我们可能已经越过了那个转折点。”
Johnson拒绝接受“共和党现在应先接受法案，以保住2027年的众议院多数，之后再处理支出”的说法。已知问题如果不解决，多数席位又有什么意义？如果现在失败，共和党可能显得“不认真”，并促使基层追问：“我们为什么选了你们？你们真的和民主党没有区别。”

8. 市场需要可信流程，而不是另一份测算

Friedberg将私人部门信用违约互换视为早期预警市场：投资者在“解放日”前后短暂看到出路时，其成本曾经回落，随后又回到高位附近。他提出的连锁路径是，先出现私营企业压力，随后美国主权风险被重新定价。
Johnson区分了破产与通胀性资不抵债。美国拥有庞大资产，因此除债务/GDP外，也可以参考债务/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并不能消除债务偿付压力，也不能替代将债务与收入进行比较。他最担心的是“严重通胀”抹去储蓄和退休能力；他指出，2019年的1美元如今约值80美分，1998年的1美元约值51美分。
他认为持久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类似企业预算审查的委员会，由参议员、众议员、政府和OMB共同参与，并配备DOGE技术人员以及100—200名法证审计员。每一项预算都要与经过通胀和人口调整的Clinton、Obama和Trump时期支出进行比较，迫使各部门同时回答：“你为什么花得更多？”以及“你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花任何钱？”
最终的谈判姿态是个人筹码：Johnson称，与其留在“彻底失灵”的体制里，他宁愿回到私营部门生活，这意味着特朗普无法利用其职业压力。只有直接接触才能赢得他的支持：“坐下来和我谈，看看这些数字，承认它们”，然后共同推进一份合理方案。“这就是他获得我支持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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