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41 产业观察45|从读懂大脑到治疗疾病,脑机接口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摘要
- 脑机接口近期的商业机会,来自现有治疗覆盖不到的患者需求。 李龙给出的口径是,帕金森患者安装有创脑起搏器的比例此前不到1%,近两年约百分之一点几;单个患者的费用通常为10万—30万元,具体随品牌而异。创伤风险和费用共同限制了渗透。穹顶希望用无创调控降低这两道门槛,但产品最终仍要回答医院、医生和患者是否获得实际收益。
- 临床可用性正在改变技术公司的产品取舍。 穹顶曾有二十多个通道、约3—4毫米精度,但佩戴适配需要半小时,实际治疗只有20分钟;后来退到4或6通道,把准备时间压到5分钟以内。李龙强调,不能只追求更高精度或更深刺激,还要考虑使用场景。
- 侵入式与非侵入式的价值,将由任务所需的信息精度和患者可接受的代价共同决定。 侵入式提供精细的局部记录,也可在个体身上长期积累数据;非侵入式更容易覆盖多人和全脑活动。李龙用球赛打比方:判断有没有进球,在场外听欢呼已经够用;判断谁进球、怎么进球,才需要进场。脑磁在部分任务上出现接近侵入式的解码表现,并不等于已经能够读取人的全部思想。
- 闭环调控的注册难点,是证明更精准的干预确实带来临床收益。 个性化、定位准确和神经元响应只是证据链的一部分,新疗法还要证明有效、至少等效。李龙把困难比作“精确制导”与“扔核弹”:前者更精准,但在既定疗效指标和观察时间内,未必容易证明效果更优。
- 数据已经开始形成具体的产品差异,但行业级数据飞轮尚未被验证跑通。 穹顶称,接近10万名中国人的颅脑模型积累,使其在低配置影像条件下也能匹配患者模型;公司还在购买脑电、磁共振等数据,结构像单例约90多元。盛经纬同时提醒,数据稀缺、标准不统一、噪声高,“garbage in, garbage out”,数量增长本身不能保证模型突破。
- AI的近期检验点,是能否把脑状态与干预效果连接成可用模型。 穹顶计划购买约1000人、每人约1000小时量级的数据,比较不同物理手段扰动大脑后的变化;按当时计划,约需8—9个月取得数据,但能否得到可靠模型尚无法保证。李龙说:“乐观来自信念,悲观来自我采集到的数据。”
- 中国的临床资源和验证速度,可能把政策支持转化为数据积累优势。 按李龙开展项目的经验,国内新适应症、新靶点伦理审批约2—3个月,英国或美国加州至少需要两年;盛经纬也强调供应链和临床资源的帮助。两人同时承认,美国在原创器件和底层技术上仍有先发优势,中国公司还需要摆脱“中国的Neuralink”式跟随。
- 嘉宾给出的三年观察指标,是企业上市、无创脑机接口医保付费和医生主动开单。 李龙相信三年内能够完成商业化的“临门一脚”,再用收入反哺上游研发;盛经纬更看重医生为实际诊疗需求自发开出检查单。届时行业可能“不再只是概念,而是业绩兑现的时候”,应用也应继续走向精神疾病和高级认知功能。
精读
1. 两家公司的创业起点都是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谢达把脑机接口拆成两个基本问题:能不能知道“大脑在发生什么”,以及能不能准确干预异常活动。昆迈医疗主要解决信号读取,穹顶主要解决无创调控,讨论围绕这两端如何逐渐形成诊疗闭环展开。
李龙此前所在团队做有创脑起搏器DBS。他给出的口径是,帕金森“全国每年大概一百八十万的患者”,实际装机此前不到1%,近两年才到百分之一点几;有创风险和费用,让有效技术仍然覆盖不到大量患者。
单个患者的费用通常为10万—30万元,随品牌不同而变化。李龙在2016—2017年前后看到时间干涉刺激可能实现类似脑起搏器的功能,2019年成立公司,要解决现有调控“打不深、打不准、打不好”的问题。
2. 无液氦脑磁的机会来自底层传感技术变化
盛经纬在北京大学获得医学物理博士学位,长期接触功能成像。2013年第一次作为受试者做任务、看到自己的脑区被“点亮”,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回忆早期进口设备约3000万元,液氦补充一年约100万元。
昆迈采用OPM量子传感器,利用光与量子相互作用实现精密磁探测,目标是在不依赖液氦的情况下获得高保真的神经活动信息。盛经纬强调,创业动机首先来自新技术开始具备验证、集成和工程化的条件。
用自制探测器首次探测到中国人的脑磁信号时,盛经纬和团队非常兴奋。谢达回忆,早期投资时,全国液氦脑磁装机还不到20台。
3. 工程迭代可以很快,临床规律必须逐例积累
李龙原先以工程团队的节奏理解研发:在实验室或公司持续投入,就能快速迭代。但产品真正用到人身上,需要反复处理临床沟通、安全和伦理问题;结构相似的大脑,仍然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穹顶只有一两千例数据时,同一种疾病的新患者仍像一道新题,需要重新调整靶点、参数和策略。直到实验数据积累超过1万例,团队才逐渐总结出通用模板,能够向其他临床中心和患者推广。
盛经纬认为,中国供应链、临床条件和创新监管态度,让产品走到临床注册这一里程碑总体顺利。但拿证后的商业化带来另一课:“创业之前不知道卖设备这么难。”技术和产品好,并不足以让医生接受、让医院采购。
4. 通道数和精度必须让位于临床使用流程
李龙把使用者分成两类:一类是付费的医院和使用设备的医生,另一类是患者。前者需要好用的工具、较低的医疗消耗;后者需要获得既有疗法达不到的效果。因此,单纯增加通道数并不自动对应更好的产品。
穹顶早期设备有二十几个通道,精度约3—4毫米,但医生不愿花半小时完成佩戴适配,患者也难接受“治疗20分钟、准备半小时”。一次治疗占用50分钟,直接影响门诊安排和患者体验。
公司后来主动降低复杂度,用4或6通道完成任务,将准备时间降到5分钟以内,代价是精度下降。李龙强调:“并不是一味追求更精准、更好或更深就一定好。”
5. 马斯克带来的主要变化是行业可见度和投入意愿
谢达将2023年5月Neuralink取得FDA临床批件视为重要节点。盛经纬却说,部分展示在研究者眼中原本“not a big deal”,实验室早已有论文;真正的变化,是有人持续投入,让公众看到愿意接受的应用方向。
盛经纬也提到洛桑大学的一些案例:通过脑机接口闭环治疗,高位截瘫患者重新行走。这些案例带来的行业教育和公众认知变化,具有不可逆的推动作用。
对巨头入场,盛经纬的推测围绕各自业务展开:马斯克要解决机器人如何服务人,以及人与机器人的连接问题;Meta可能探索神经键盘和新的社交媒介。李龙另给出一个“比较俗的视角”:意识这类终极问题想象空间很大,短时间内又难以证伪。
李龙并不认为难以证伪意味着没有价值,探索过程中仍会产生有用技术和公司。盛经纬把数字永生与移民火星作类比:遥远目标不妨碍先解决脑疾病和实际接口应用。
6. 非侵入式读取是在不同物理载体之间取舍
盛经纬解释,神经活动可以通过电、磁等信号测量,也可以通过代谢、血流和供氧变化间接推测。神经兴奋后,能量消耗会增加,对氧气和血流的需求也会变化;近红外等技术正是利用这类间接变化。
头皮脑电从Hans Berger在1924年的工作发展至今,已经超过百年,是应用最广的无创采集方式。但颅骨既是屏障,也像滤波器,会扭曲传播并削弱高频成分;它仍因容易获得,服务于睡眠分期、康复和运动想象。
脑磁与脑电同源,本质上仍在观察神经电活动。昆迈希望利用颅骨、脑脊液等组织磁导率接近的特点,减少信号穿过组织时的损失和扭曲,提高保真度与后续计算能力。
盛经纬提到,Meta团队采集西班牙语受试者打字时的脑磁,再进行标注和AI训练,最佳正确率接近80%。他认为这说明某些场景下无创解码可以接近侵入式表现;这个例子对应具体打字任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读心。
7. 测量大脑与理解思想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盛经纬明确说,现阶段不能把记录到的信号与所思所想划等号。他区分brain、behavior和mind:仪器测量大脑,行为实验测量表现,研究者再尝试由客观数据推测心智、意图和认知,两者之间仍需要模型连接。
从调控设备使用者的角度,李龙承认有创信号质量更好,适合动物实验和已经开颅、已经植入电极的特定患者。但普通患者很难为了观察治疗反馈而安装电极,因此高质量有创记录无法直接覆盖他的绝大多数用户。
不同无创技术各有位置:按李龙的使用经验,fMRI可以用于结构定位、引导电磁场导航,但时间分辨率不足以支持个体实时分析;脑磁的时间分辨率足够高,可以与之配合;脑电则凭体积和成本优势,有机会用于家用或消费场景,但信号效果相对弱。
李龙把近期目标设得较具体:先让治疗后的脑活动趋近正常人的状态。他认为这类目标可能在一两年或两三年内实现,也正为此向信号采集方付费;至于解读患者到底在想什么,并非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8. 侵入式与非侵入式对应不同患者和信息需求
谢达引用一项机构统计:相关产品约85%为非侵入式,介入式与侵入式合计约15%,真正植入大脑的可能不到10%。他认为,高位截瘫等严重失能患者更可能接受植入风险,能够让获益超过风险的场景仍然有限。
全脑覆盖是讨论强调的另一维度。侵入式即使增加到很多电极,也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非侵入式更容易取得跨脑区和全脑活动,对于需要协同完成的高级行为,这类数据可能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李龙用体育场解释任务差异:在场外听到欢呼,就能判断有没有进球;想知道谁进的、球射向左上角还是右上角,才需要进场。“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再决定是否值得承担进场的成本。
谢达进一步比较两种数据策略:Neuralink侧重个体长期佩戴,Precision侧重利用必要开颅的时间窗植入电极、结束后再撤出。前者强调更长时间,后者强调在特定患者中采集;什么时候能把二者形成乘法效应,仍取决于数据积累和后续应用。
9. TI需要依次证明到达靶点、改变活动和改善功能
时间干涉刺激TI用两束高频波形成低频包络,希望在传播路径上尽量不影响中浅部神经元,而作用于选定的深部核团。李龙把它形容为“无创的隔山打牛”,并称其在部分临床应用中的效果非常接近脑起搏器。
谢达把验证拆成三步:能不能到达目标脑区,神经元是否响应,以及行为和疾病功能是否改善。李龙说,能否到达目标已经用开颅猴子或开颅患者验证;神经元是否受到影响,则借助有创电极,在活人或活猴体内观察局部场电位和单神经元spike,不能只靠无创测量回答。
对电、TMS、深部经颅磁刺激和超声,李龙认为部分验证路径相近。调控与采集的关键差别是,调控最终必须有显著临床效果;穹顶提及的应用包括帕金森、特发性震颤及部分精神疾病,下一步仍要逐个适应症建立收益。
10. 具体适应症的效果差异才可能形成定价权
李龙的商业判断很直接:同一疾病,若声、电、磁都能做且疗效相近,市场最终会比较治疗成本;若只有一种手段有效,它才可能有定价权。他用其他技术60分、某技术90分作比喻,强调优势需要落在具体适应症上。
李龙同时提醒,经颅磁即便不够深、不够准,仍然解决了很多问题,国内一年可能出货几千台。在他观察的临床场景中,缓解考试前的焦虑紧张,并不一定需要精确作用于某个核团。
新的采集和调控工具,让医生有机会进一步判断个体差异、寻找更合适的靶点。李龙认为,医生接受一种疗法的关键是患者受益;一旦出现这种体验,医生向患者推荐和传播,比厂商自己的教育更有效。
李龙也把减重作为个人需求提出:他体验过药物效果,同时难以坚持,并受到恶心和情绪变化影响,因此想探索代价更小的食欲调控方式。他把它作为健康人潜在需求的例子,并未给出已经完成验证的减重疗法。
11. 闭环调控面临证明临床优势的注册难题
谢达提出一个张力:企业强调个性化和闭环,监管却需要把疗法中的关键内容固定下来,实际可变空间有限。李龙说,到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无创三类脑机接口注册证,闭环后取得更好疗效正是难点之一。
李龙用战争作比喻:过去的广泛调控像“直接扔一个核弹”,整个城市被夷平,效果显眼;闭环像精确制导,只摧毁目标建筑。但从外部按既定结果评估,未必容易证明精准方案在当下的效果优于广泛干预。
因而,精度提高并不能自动回答注册问题。新的疗法要有效,或者达到等效;当刺激更弱、范围更小,还要在规定时间内证明效果,企业必须拿出对应证据。谢达的回应是,突破仍需要实实在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支持。
12. 非侵入式的广阔人群尚未自动变成刚需市场
盛经纬坦言,非侵入式的软肋是场景不够明确:“似乎什么都能做、人群很广”,却不总是不可替代。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评估有很大发挥空间,但明确指向某种精神疾病的医疗器械,仍按三类管理。
另一个极端是消费娱乐产品:一两个干电极戴上去,好像就有了超能力。盛经纬认为,当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时,这种应用容易停在半娱乐状态,无法替代严肃医疗对效果的要求。
康复因此成为中间地带,既有医疗需求,也不适合侵入。但盛经纬保留一个关键问题:效果到底来自脑机接口加持、同期进行的传统康复,还是脑机接口提高了治疗上限?这些贡献还需要逐渐厘清。
李龙认为,采集和调控的刚需会共同成长。只有药物时,医生看量表后开药,对精细脑功能影像的需求有限;有了精准调控,才更需要知道“打哪、怎么到那个地方”,检测工具也因此获得新的使用理由。
13. 付费客户正在从科研购买转向科室经营
李龙描述穹顶的客户演变:最早是高校科研用户,随后是医院科研用户,再到真正的科室购买。早期付费是为了用新技术探索、往前推进;当前则越来越直接地要求改善患者疗效、减少人力投入并形成回款。
对医院而言,设备需要用较少投入换取更好的服务和收入;对医保而言,理想状态是比持续用药或手术更能控费。李龙把三方都能获益视为商业化成立的基础,而不是仅靠技术新颖维持采购。
昆迈仍主要面对大B端。盛经纬承认,脑磁设备庞大且昂贵,属于医疗大设备,采购和应用都需要时间;读脑与调控设备在医院联合使用,为这种基础设施寻找更多付费需求提供了可能。
14. 调控公司开始购买数据以减少自建采集成本
李龙把昆迈比作“大基建”,自己更需要基础设施上产生的数据。他举例说,如果需要2000人、每人至少3小时的脑磁数据,自己买设备、招募并采集难以承受;向医院购买合规脱敏数据,可以节省成本和人力。
穹顶已经向脑电大模型公司购买数据,也向医院购买磁共振结构像,单例付费约90多元。李龙认为直接买数据对公司更有效率,因为公司需要推进算法和注册问题,承担整套基础设施并不划算。
数据需求包括基准脑磁和加入TI后的脑磁,用来观察治疗与未治疗的差距,再通过靶点、适配和参数调整缩小差距。李龙希望得到综合性的声、光、电、磁数据平台,也愿意成为设备厂商或医院的付费方。
谢达提醒,脑数据非常敏感;盛经纬认为未来可能像基因数据一样被管理。李龙强调不需要患者身份,只需要中国人群或亚洲人群的特征参数,但如何脱敏、合规流动和交易,仍是这套模式必须解决的前提。
15. 数据飞轮的瓶颈同时存在于数量、标准和质量
谢达描述的飞轮是:更多患者带来更多高质量信号,更好的模型提高产品效果,再吸引更多患者和医生。盛经纬认为理论上通畅,但从他的观察看,目前还没有形成闭环。
第一重限制是脑数据相对自然语言、互联网和物联网数据仍然稀缺;第二重是个体、采集场景、侵入程度和模态差异大。局部与全脑、电与磁的数据,不能因为都来自大脑就直接放到一起使用。
第三重限制是噪声和混叠,脑数据也不容易标注。盛经纬引用讨论中的提醒:“garbage in, garbage out。”他承认大模型可能提高利用效率,但认为单纯依靠数据量,未必能产生与自然语言相同的突破。
谢达进一步指出,目前尚无被行业共同认可、能够统一表征多种脑信号的模型架构。许多语言解码仍在读取说话所需的运动指令,本质上属于运动解码;要走向感觉、意识和逻辑推理,还需要更多高质量观测与调控数据。
16. 数据积累已经开始降低产品对现场设备的要求
李龙认为,中国工程复制和迭代能力很强,单纯硬件领先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年、五年。穹顶因此在追求收入之外,也愿意让渡一部分商业利益来获得客户数据,把累积经验转化为更好的治疗适配能力。
他用县级医院招标举例:部分友商需要1.5T、3.0T以上磁共振或高通量脑磁;穹顶凭接近10万名中国人的颅脑模型积累,在0.5T、甚至只有手机拍下的结构像时,也可以在数据库中匹配接近的模型,解决问题。
盛经纬将这种作用概括为数据积累提供了“降维的方法”。对昆迈而言,下一步同样是思考如何从医疗器械硬件制造商转向提供解决方案,并让数据成为资产,形成模型和持续服务层面的壁垒。
17. 高级认知解码仍是一条需要数据与计算共同推进的路径
盛经纬把愿景概括为从“measure the brain”走向“compute the mind”。他的前提是,大脑与心智存在某种联系;但能否实现、需要多久,仍有挑战,需要依靠数据积累和计算神经科学的抽象模型。
他用心理咨询作例子:咨询师没有特别先进的工具,通过交流也能引导人走进内心或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与计算神经科学家交流后,他看到一种可能——高级认知经过适当抽象,可以接近分类问题,进而使用数据和AI训练。
谢达追问非侵入式是否可能在高级认知上取得超过侵入式的突破。盛经纬认为,如果这些行为主要表现为跨脑区协同,就需要“看得全”,不一定需要每个局部都极精细;在这个假设下,全脑采集是非侵入式的重要机会。
18. 多种物理扰动能否进入统一模型仍待实验回答
李龙说,穹顶研究超声,并不只是为了竞争,而是想比较TI和超声作用于同一STN核团时,脑电、脑磁、磁共振信号分别怎样变化。他首先要弄清楚,同一个靶点接受不同物理扰动,是否产生可识别的差别。
公司正在购买约1000人、每人约1000小时量级的数据,涉及声、光、磁及自身的电刺激。按当时项目计划,数据将在八九个月内拿到;李龙明确补充,能否得到可靠、可用的结果“现在还无法保证”。
前期预实验已经能看到扰动与不扰动的明显差异,但不同手段、不同靶点是否存在稳定差异,还不能回答。如果进一步发现明确的生物标志物,他认为才能解释多物理因子联合调控的意义,那会是重要发现。
对解码意识,李龙没有给出精细路线图,只认为可能在技术积累到某个节点时发生突破。他说自己“持悲观又乐观的态度”,并解释:“乐观来自信念,悲观来自我采集到的数据。”
19. BrainOS放弃过基于主观标签进行精神疾病评估和分类的方向
盛经纬透露,BrainOS早期希望用脑磁做更精准的精神疾病评估、早筛和分类,后来放弃了这个方向。原因并非简单的技术做不到,而是训练依赖相对主观的标签;标签本身的问题,会传递到所谓准确率上。
在有限数据和明确标签下,通过训练甚至过拟合,可以做到90%乃至100%的正确率,但他认为这样的比例本身未必有意义。沿着发现病症、寻找靶点、再形成疗法的经典路径推进,也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积累。
他的替代设想是:借助采集和扰动数据,学习大脑的动态响应,确定正常状态和调控终点,然后直接开展治疗探索。对于精神疾病,未来也许可以先建立有效的黑盒治疗模型,再解释内部分类和机制。
谢达问这是否是“大脑的世界模型”,李龙表示认同。盛经纬同时明确,这种想法对现有医疗伦理和监管构成很大挑战;它仍是一种未来路径设想,尚不是已经得到临床验证的治疗方案。
20. 谁成为链主尚无共识,完整应用仍需要各环节到位
李龙不认同最终必然只有一家公司或一个环节成为链主。沿材料、大分子设计、电极等层层追溯,每一处都可能是瓶颈;他更认可木桶比喻,所有关键环节达到基本要求,应用才可能爆发,也需要炫技与落地的多样探索。
盛经纬认为,终局可能属于“把闭环做起来的人”,但现在谈这一点太早,当前主角仍是掌握数据入口、拥有先进传感器或电极的公司。谢达则把讨论收回到各环节效率:产业链不同位置,都可能出现最有效率的企业。
21. 中国的临床速度优势与原创技术短板同时存在
按李龙在国内外开展项目的经验,国内新适应症、新靶点验证的伦理审批约2—3个月,英国或美国加州至少两年。即使无创项目也会遇到这种差异;他认为更早拿到数据会产生连锁反应,“迭代速度”是中国的重要优势。
盛经纬补充,中国临床资源丰富,数据产出优势未来几年可能进一步放大;供应链也从早期高度定制、甚至“自己手搓”元件,逐渐发展成可以支持行业的体系。这些条件帮助科研成果进入产品和临床。
他同时承认,美国在最原始的原创技术和器件上仍有先发优势。行业还惯于把自己描述为“中国的Neuralink”或“中国的Merge Labs”,说明源头idea、芯片和技术层面,仍需要更多独立创新。
谢达从专利观察提出,美国更重基础脑科学、材料、芯片和算法,中国更关注临床应用验证。他也以“过去三年”大约完成美国“近50年”的临床病例量形容推进速度,并主张尽快把临床结果和数据变成下游应用迭代。
22. 三年后的验收应落到支付、主动开单和实际业绩
李龙给出的三年节点包括:国内出现第一家脑机接口上市企业,以及第一个无创脑机接口医保付费案例。他相信商业化的“临门一脚”届时应该完成,非侵入式在国内市场的应用和竞争格局也会更清楚。
他把商业收入看作继续研究的条件:中国公司首先要活下来、取得收费,再用回报支持数据购买、机制研究和上游研发。各方都能降低成本或获得收益,才会形成他所说的可持续循环。
盛经纬同样认为三年内应用商业化和注册证有望实现,但最看重一个具体场景:科室医生为解决真实诊疗问题,自发开出脑机接口相关检查单。它代表产品已经进入医疗流程,热度下降也不妨碍价值实现。
两人希望行业进入“不再只是概念,而是业绩兑现的时候”。盛经纬还期待,三年或更长时间后,脑机接口不应只在康复科流行,也应走向精神疾病的评估、干预、诊断和治疗,以及高级认知行为的解析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