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25 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另一条线索：红鞋城、包税人和地方精英

摘要

• 田毅的核心判断，也是全书的地基：“税收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的整体的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我觉得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位的。” 《红鞋城》用内蒙古包头一个小镇1906-1950年包税人群体的兴衰，把国家汲取能力这条暗线从清末抗税一路铺到当下的财政谈判。
• 国民党崩溃的财政解释：四八、四九年税收越收越急、又抓壮丁（老百姓原话"国民党跟日本人是一样的"），包税人纷纷辞职不干——“国民政府其实他的血脉……就财政的血脉，被这些包税人所砍断了”。 设想全国七成包税人罢工或只交一半税，粮饷断绝，“为什么它败的那么快"就有了答案。
• 新政权的降维能力：千百年来皇帝和日本人都想得到的村级地籍图，共产党"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拿到了”，靠民兵、共青团员、党员干部把整个社会结构打乱重组，完成收税的去中介化。 蒋介石在第四次剿共日记里已想到要发动乡村小学老师，“但是呢，他没有力量做这个事情”。
• 雍正难题三百年无解：约1725年雍正严禁包税，两三年后不了了之；1932年宋子文开全国财政会议要取消包税制，河北一百多个县只有4个说可以取消，96个说取消了"我们就什么收税都收不上来"。 历代中央政府都恨包税人，但治理能力不足时只能依赖他——直到1949。
• 改革开放的财政起点同样是"运转不下去"：七十年代末各级财政"濒临破产"，放权让利、利改税、个体户本质是国家收缩后"给你们自由了"，再沿商业、房地产寻找新税源；94年分税制前中央只占财政收入百分之二十几、“不到四分之一”，朱镕基逐省艰难谈判——税制本质是不断重谈的政治契约。
• 跨越百年的反复线索是高利贷嵌在税收链条里：民国有税奴、债奴，2000年前后乡镇干部还在借高利贷完成税收指标，“他不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田毅的河床隐喻概括了方法论：经济制度对人的塑造力远强于文学里的善恶，“我不能光看这个面上它水流的速度……我要看它的底”。
• 对"乡绅美化论"的直接否定：民国是个人的恶、组织的恶、制度的恶、经济制度的恶"叠加在一块儿"且叠了几十年的时代，“你让我……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包税人，我打死我都不愿意”——即使穿越回去做既得利益者也不愿意。" 如果说更真实，我觉得至少是更真实。"

精读

1. 两本书打通一百年：从《他乡之税》到《红鞋城》

• 李翔的开场：田毅新书《红鞋城》写内蒙古包头市下一个镇1906到1950年的税收制度与地方精英兴衰；此前的《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写北方小镇平城镇1976-2006年的财政史，2008年前后出版，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年。
• 田毅的自我定位：坐在这里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他与第二作者访过的几百位祖祖辈辈生活在红鞋城的老百姓，“这本书非常薄……但是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挺厚重的”。
• 成书十四年：2010年起意，2015-16年访谈档案基本完成，2018年不到十个月写出六七万字初稿，改到2024年出版，实有十二三万字，档案照片六千多张要编号编索引。“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沉淀的过程……可能是现在质量的百分之七十。“最后四五个月他把赵旭请到北京，每晚十点家人睡后隔桌对读，“你读一页我读一页”。

2. 第二作者赵旭：一半时间打工，一半时间写书

• 赵旭"脑子特别好”，高考时家中出事而失利，做过农民、乡村老师、小买卖；在超市海鲜档处理鱼获一年多（水泡坏了胳膊），现在在当地宾馆做消防保安，隔一两天上一个通宵，“用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和我们一起在写书”。
• 田毅2018年从杂志辞职后同样没有主业：兼职编稿"有点像打零工”、照顾家、修改写作，“差不多我的生活就是这三块”。李翔联想到做过保安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保安是唯一"让你可以问任何人，然后不必给他一个理由"的工作；赵旭在宾馆看到的细节"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3. 没有本地人赵旭，这本书出不来

• 合作始于2003-04年：赵旭带选题进京找报社，题目做不成，但聊到镇上财政——田毅在财政机关干过三年，“对机关的状态和财政的运作我还是有点敏感”，此后隔两三个月去一趟，一做二十多年。
• 李翔问：没有赵旭你自己能拿到这些素材吗？回答斩钉截铁——“不可能的”。让一个孙子还原爷爷1940年代怎么交税，“本身对任何人都是很大的考验”，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信任，“这个信任我觉得我会建立一部分，但是凭我一点点去做是建立不起来的”。
• 李翔的对照案例：朋友（姓名听辨不确定）与杨樱合写非虚构，前者自认不会采访——一通电话把对方公关问哭了；好素材靠会赢得信任的采访者。

4. 档案纠偏记忆，长时段纠偏个体归因

• 《他乡之税》里小镇公交车为何维持不下去：最终答案与每个受访者的说法都不同，但把原因告诉他们，“每个人说，哦，确实是这样，我之前也没想到这点”——每个人只掌握与自己有关的那一部分。
• 方法论：时间点足够短时"所有的事件好像都往一个人身上去聚合"（归罪个人腐败、不作为）；放长十年三十年，“你就会发现每一条力它的作用点在哪里……最后跟那个最初的设想可能都不一样”。档案补上记忆没有的精准，签字一出，“那就是一下就不一样了”。

5. 为什么是税：报账会计的眼神不会骗人

• 全场最重的一句判断：“税收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的整体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我觉得不是第1位，就是第2位的。”
• 机关经验给他的直觉：各局委每月来报账的会计"和你的眼神是不同的"——部门实际权力不同，交通局长的财力、项目、资源天然高过档案局长，“就像我们一大家子有七八个孩子，如果是老大，他掌握了主要的家产，那当然他就非常重要”。
• 主线不是预设的：他先拒绝"为续而续"（“前传一般质量都不怎么样”），2010年赵旭先访三四十位老人；他把四十多年的变化拆堆——政治、文化、宗族、战争、钱——访到七八十位时税收浮出为第一位：土匪打劫惨烈但不是天天有，“在更长的时间段……税收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第一位的东西了”。
• 抓手是包税人：孔飞力只写了一章且详于清代，杜赞奇用华北县档案但只是1930年代的静态横断面，“但我想做的是一个动态的，是历史的，这就非常难”。

6. 李马驹之死：同一条九十里路

• 辛亥革命后税收"突然就增加了三倍"，红鞋城组成新农会，跑税人李马驹死在县政府大牢，“应该是被打死的”。书里只写了一两句：“他以前征税的时候是把税款往县政府里面去交，也是这条路，是九十里路。那现在呢，相反的方向，同一条路……他因为税也死了。”
• 线索来自一位老汉指点南门外的墓；县档案随后印证——新农会想统一收钱、集中应付各拨征税者并借此谈价压税，县政府却认为"你在中间作梗"，其权力"不容被质疑"，李马驹成了牺牲品。“我们当时看到档案的时候就特别的欣喜。”

7. 史立三的双重身份：包税人竟是地下党员

• 在县档案馆地下室翻了三天未整理的民国档案，找到1949年（民国三八年）县长给史立三的包税认缴书——包约一百块钱，剩余归你；收不上来"你就得去垫，你得去借高利贷，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 六十年代史立三的个人小传揭出真身：他不只是包税人、国民政府乡干部，“他其实真正的身份是地下党员”。田毅的感叹：“他把你乡村最隐秘的税收，谁家里面有多少地，他都掌握着，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8. 量地是千百年猫鼠游戏，而阻碍政府的正是政府自己

• 1906年清政府想丈量土地直接引发抗税，“地就没有量成”；民国1915-16年再量，数字仍是"大亩"——怕官府用绳量多，实报又必然藏少；黄河冲出的肥地隔两年又被淹，新垦地"犄角旮旯会出来一块"。1900年代农业税占比约百分之六十，这个工商税极少的小镇更高，“税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极端重要”。
• 地亩信息藏在包税人、乡绅头脑里，李翔的概括：“有点类似于隐性知识”，从未形成中央政府可获取的文字。
• 反直觉结论：如果征得特别少，信息反而容易获取。辛亥后军阀土匪层层加征，实际税负增长"至少有五倍以上"，产出不可能翻倍；包税制"有它的效率高的方面"，但中饱私囊、层层压更高指标之后，“这个制度就反而反噬了他自己”——最终让政府拿不到真实数据的，“就是政府他自己”。

9. 抓壮丁与"人生可逃"的幻灭

• 最残酷的是四八、四九年抓壮丁，老百姓的原话：“国民党跟日本人是一样的。你说这个政权能好吗？“职业壮丁反复被抓再逃回；一人被亲戚押送途中假死"倒地而亡”，1949年1月1日的汇报里县长批复收尸，又加一句"是不是另有别情？"——疑心有余而无力核查。此人躲进最偏的自然村，到八九十年代别人才知道他还活着。
• 李翔引徐浩峰"人生可逃”：皇权无法微观管理时，人可以换身份重来。田毅的修正——“既可逃也不可逃”：明代山西某县一半人逃亡，没逃的把地挂到大户名下，逃的一户一户消失、住进船里，“你想跟这个体制不发生任何关系，太难了，尤其是越到现在，几乎不可能”。

10. 包税人的面相：截下卖妻的车

• 这个群体"从这个土地里面长出来"：一个抽大烟的农民税负压顶，卖房、卖儿卖女、最后要卖妻，包税人路上撞见——“你不行，这不能卖……把那个车给截下来了”，替他找了户人家帮工安身。“那就是生活……不是个别例子，绝对不是。”
• 选题曾被劝退：“你这选题太偏了……会有人买你的书会看吗？“他犹豫过，但"它的意义和它的真实度以及它在当时的普遍性非常重要，而且没有人写过”——“我就比较喜欢写那些看似单一但实际丰富……别人没有说过，没有说特别清楚的事儿。”

11. 雍正难题：96个县说取消不了

• 整整三百年前（约1725年）雍正严禁私自包税、违者重刑，“过了两到三年，他就不了了之了”；这个"雍正难题"从清朝传给民国。辛亥后包税成了正式制度，县政府通过招投标把税包出去，但招投标本身仍比较秘密，中央觉得税权被架空——“你们想藏多少就藏多少”，1932年宋子文开全国财政会议要取消。
• 结果：河北一百多个县，只有四个说可以取消，九十六个说取消了"我们就什么收税都收不上来”——宋子文三十年代初力量不小，“但是他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包税人已自成利益集团：“所有的中央政府都不喜欢包税人和包税制度，但是……它其实又是很顽强的。”

12. 一年拿到千百年没人拿到的地籍图

• 为什么1949年后包税制才终结？“我们的行政和政治力量以及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空前巨大，它的巨大背后都是有工业化的这么一种期待。“新政权动用民兵、共青团员、党干部、先进分子，不到一年拿到村级地籍图——“千百年来皇帝啊日本人啊都想得到的”，成为全书压卷的最后一张图。
• 李翔的概括：相当于把过去的整个社会结构打乱重新组织了一遍，于是更容易获取社会结构、财产等信息——党成功做到了收税的去中介化，“至少它的触角就在你的身边”。
• 反面印证是蒋介石第四次剿共日记：若有共产党那种宣传组织能力、能发动县里村庄里的小学老师，“那就太厉害了。他是想到这事儿了，但是呢，他没有力量做这个事情”。

13. “皇权不下乡"是个错觉——至少税权不是

• 田毅用档案反驳成说：乾隆二年才有这个小镇，乾隆十五年上级收税人就到了，收骡马交易税，他见过那份蒙文档案。“皇权离你不远……尤其是征收税款，就是汲取的能力，它一直是在身边的，它是下线的。”
• 圣旨下来慢、甚至一辈子见不到，但征税的触角从不缺席——这是他对中国基层这套漫长系统的基本判断。

14. 一晚上面对三四拨力量

• 斯诺三十年代初来过红鞋城所在的县，自述"这一次看到的情况对他人生是一个转折点”——变成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很多精英之所以特别向往共产主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日占后更撕裂：大约1938-45年，白天日本人来征税抢东西，晚上国民党和土匪来；共产党来买五百双军鞋打欠条、请包税人给地下党员做良民证——“同一拨包税人，他们在一天晚上有可能会面对三到四拨完全不同的群体，不能碰到一块儿”。
• 普通人的夜晚：城墙里睡的是大户、士绅、包税人；一般老百姓牵着骆驼牲口（“那就是主要资产了”）到野地旧河床找个土疙瘩窝一晚，“他不睡在镇里面，他不睡在自己家里面……这就是一个奇观”。

15. 国民政府的财政血脉，被包税人砍断

•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想把服务过日本人的"伪保长、伪甲长"整层替换，讨论都认为对，“但是真正落实的时候，真正的税源还是掌握在同样一拨人手里面，还是要用他们”。
• 到税收更重、又抓壮丁，包税人自己跑了不干了——“国民政府其实他的血脉，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血脉，就财政的血脉，被这些包税人所砍断了”。粮饷一断生命力即失：“如果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包税人都不给你干活了，或者只交来一半的税收……你想想他怎么维系？“李翔接话：这就是"无权者的某种反抗”。

16. 几拨包税人：侯大富、高德云、高利贷者

• 第一拨如侯大富：有家业、土地、买卖、作坊的能人。一位历史学家读后说自己爷爷当年做村长，“除了包税，他什么都包，他能包一切”——中央政府等于把全权委托给他。
• 第二拨核心高德云并不富裕、有时赌博，但极其八面玲珑：爱在骡马市场撮合交易被县政府相中，包税越包越多后提拔为副乡长，兼具中人、包税人、副乡长多重身份。代价：土匪割了他一块耳朵，妻子后来被土匪枪杀。田毅的判语：“高德云如此之聪明机灵，但是如果整体看待他的人生的话，除了给政府包税，就是在那躲避土匪。”
• 另一拨在三四十年代：高利贷与税收结合，出现"税奴和债奴”，放贷者生意反而好了，于是也成了包税人——垫税正需要现钱。权力来源三条腿：地方人脉经营、政府授权、金融。

17. 信任是乡村运转的底层，也是明规则缺位的证据

• 四十年代末包税人不干后，县政府直接派县里的人下来收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大家对他就没有任何的信任程度了”。后辈受访者无一指责包税人——“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相反都会说他们其实还帮了很多忙”——因为他们就是乡村的一部分；包税人与士绅只是部分重合，当地能人很有可能被委以征税重任。
• 李翔的追问值得留下：如此依赖信任，是否恰恰说明明规则、明合约不足？田毅认可：“肯定是这样的。“汲取型压榨型制度无法反抗，“只能说我能够稍微减轻一点点……谁能帮你减轻那一点点呢？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中间这一层，再没有其他人了”。

18. 打死也不愿穿越：对乡绅美化论的回答

• 李翔指出一度流行的倾向：美化地方乡绅，认为当代制度极度削弱了其软性治理能力。田毅先摆出对立面——写《他乡之税》前的九十年代末舆论正相反，“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到我们家来去拉我们家的猪”，那本书想说的是：恶存在，但背后是经济财政制度问题，“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它还会一直存在”。
• 对民国的判词：美化与全恶都不对，但"你让我是不是愿意回归到那个时候……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包税人，我打死我都不愿意”。个人的恶、组织的恶、制度的恶、经济制度的恶"叠加在一块儿"且叠了几十年——放进个体生命里"那就是一辈子全部了，很多人都没有活过”。
• 让他感动的读者评论：“原来这个民国除了谍战剧和风花雪月，还有类似于《红鞋城》这样的”——那基本就是我们爷爷奶奶的生活。“如果说更真实，我觉得至少是更真实。”

19. 中间缺的那段：1950-76的命令式经济，他已经在访了

• 李翔问为何跳过中间二十五六年，田毅"只能透露一点”：非常有兴趣且非常重要，已访了不少人，但切入点未定——那时很多地方"没有税这个字儿了”，叫利润、交公粮，钱和资源可能不在生产队长这一层，而在更上级，能调拨粮食，“它是命令式经济，都不一定是计划”。
• 方法不变：不先入为主写资金，把变化拆解成因素、哪个最重要写哪个——“如果它是政治，那我们可能就主要写政治；如果它是运动，也许我们就写运动”。孔飞力也把包税视为脉络：中国现代化中"怎么样构建一个上上下下的相对合理公正的分配机制……塑造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这种关系和权利"。1906-2006整整一百年是"冥冥之中"：1906年恰有抗税，2006年恰好写完。

20. 1976-2006的主线：财政濒临破产逼出改革

• “我们的改革开放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各级财政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了……某种意义上就是说濒临破产，这是我们的原话。“八十年代放权让利、利改税、个体户，本质是国家"没有办法承担那么多……你们就自谋出路去了，就给你们自由了”，同时沿商业、房地产寻找新税源，“就和现在这种当下就联系上了”。
• 税制是政治契约：94年分税制前近似承包制、地方财力雄厚，中央只占整体财政收入百分之二十几、“不到四分之一”，“你一个政策很难真正落下去”；朱镕基逐省谈判，与上海、广东谈得艰难（李翔按：广东反而出乎意料地顺利，田毅确认"他用了好多办法，舒了一口气”）。“事实上它是一种契约，一种商量来的，当然不同的权利这个砝码是不一样的。”

21. 分税制之后：收上来只是一半，怎么花才是公平正义

• 94年分税制对基层影响"非常非常大"：财权一步步往上、事权往下，转移支付要求专项专用且未必到你手里；中西部乡镇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长期停在"保工资、保饭碗"，想做真正的公共服务"钱从哪来？它就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在里面"。
• 税源本身在变富：民国这个小镇近九成靠农业税加无数摊派（“简直是一种摧残……没有人在意这些，人家只在意的是能完成”）；改革开放后有土地承包、集体企业与供销社砖厂煤矿的承包、增值税、招商引资，“通过交易带来的这个税收会越来越多，这个在全中国是一样的”。
• 他把支出端抬得比征收端更高：“收是其中的一部分，支出特别是公共财政的支出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部分……是公平正义里面不可或缺的。“花在哪、由谁定——上级领导定还是村民干部一起讨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又是一种谈判，一种税收和支出的谈判，一种财政谈判。这个我们还在这个历史之中。”

22. 同一个阶层贯穿百年：政权最末端的人

• 为什么两本书写同一群体？包税人不属正式权力结构、乡镇干部属于，但作为阶层是同一个：“它是最接近于底层老百姓的政权的那个群体，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县财政局长门口走道里排着十来个人，都是乡镇书记、乡镇长、财政所长，“就是去谈钱、谈项目、招商引资”。
• 这一层有延续性：湖南一位乡镇干部收入低、活多、要走很多路，问他为什么干——“我也不会做别的，因为我从小就看着我爸是这样的”。看长才有东西：“你看一天人民日报，你看不出什么来。如果你看十年的，你看六十年的……一定能写出非常好的这种东西来。”

23. 高利贷：百年间反复出现的线索

• 两本书里高利贷都是高频词：“当你真的是借无可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它”——不管是保甲长去借还是老百姓去借。最让李翔震惊的是村干部、乡镇干部也借高利贷完成税收任务：单一财政指标压顶、要预算平衡，“我只能从别的镇去借一些税款……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 现场验证：他在湖南跟财政所长一提这话题，“他们看你的那种眼光眼神都不一样了……就是他最根本秘密的东西”——惊讶过后反而认同、开始抱怨。
• 河床隐喻，全书方法论的浓缩：经济制度对人的塑造"比文学上的那种思考的善恶真的力量是要很强大”——“我们看到这个河在流，看到这个水花，但是它的河床是什么样的，是十米还是五十米多宽……我不能光看这个面上它水流的速度，我要看它的底。”

24. 非虚构者的噩梦：被更好的重写推翻

• 李翔转述某非虚构作家：最糟糕的选题是二十年后别人占有更多材料重写一遍且好得多。田毅的自处：材料若是保密的、他拿不到，“我心里是平衡的，我要祝贺他”；但若挖掘能力本来有而没挖到、被人推翻，“这就是这个非虚构作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希望能够做到有一点点贡献就行，因为人都是很渺小的。”
• 李翔的艾萨克森插曲：写完基辛格传后基辛格方施压出版商，助理质问"我想知道是谁授权艾萨克森先生如实的记录他听到的、看到的和采访到的基辛格先生的事实”——此后他长期不想写活人。田毅谈核实：受访者"有可能他就是想骗你的，或者他不是故意骗你……他自己都骗他自己”，解法是多源互证加档案，“你会发现那个最核心的是一样的”。

25. 标杆《暮日耀光》：史料穷尽加史家抱负

• 对照美国每任总统的总统图书馆，中国相对其剧烈变化的记录太少——李翔的解释：“可能历史太长……我们再过一百年，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秦始皇。“田毅举张居正诸传里学术最扎实的《暮日耀光》（人民大学的韦老师著）：能看到的档案都看了；《明实录》要全面阅读，还要隔几年重新读一遍；黄仁宇也通读过但"从细致程度也没那么细”。
• 好在哪：不同于西方非虚构的"远观”，韦老师有中国传统史家的好恶与抱负，“特别大量的用事实，而且是平衡的事实”，每章结尾用叹号收束——“太史公曰，站起来了”；对张居正之后四五百年直至当代"又是那么感同身受”。田毅说：“未来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也许会有，但我不能想象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厉害。”

26. 杂志文体难以维系，非虚构的根在书里

• 李翔的判断：非虚构本质是杂志文体——只有杂志给得起长周期、高预算和期待精美文体的读者，杂志模式消亡文体随之难继，“很可能是一拨人就没了”。田毅用《纽约客》翻案：他读到的专业介绍说早年模式其实是作者先要写一本书，《纽约客》再挑几章刊登，“倒过来了”——所以非虚构"它的一种根还是在书里面"；杂志可以消亡，书他"还不能想象"会消亡：想了解民国一个小镇的人怎么生存变化，AI未必能替代这样的作品，“如果它有的话，你肯定会看”。
• 离开杂志时想清楚的一件事：杂志长稿"不是一个产品，它只是一篇文章"，书才是产品、用户付费说了算——“如果我还想做这个活的话……我就要把它变成书，看看这种形式行不行。当然我没想到写的这么慢。”
• 这本书封面没有名人推荐、连序言都没有，是有意为之：“让我写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出场，一步步的出场……这里面没有一个我们当代的大人物。“出版的意义：“一出版就相当于在你们镇上我来说书了，全镇的人都在边上，都能听得到。某种意义上它能出来，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胜利。“没有机构支持的另一面是自由——李翔点破"有单位你就写不出来了”，田毅收尾：“所有的保障都会给你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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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字幕对该朋友姓名的听辨不一致，无法从原文确定具体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