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10 未来十年去哪些国家有前景：与黄渊普聊新出海

摘要

• 黄渊普对2035年的核心判断是“强者会更强”：2025年中美GDP合计约占全球48%，加上印度已过半，2035年三国可能升至55%。 因此，中、美、印是企业绕不开的“大本营市场”；如果中国业务放弃、美国因地缘政治进不去、印度又因偏见不研究，企业等于主动失去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覆盖，“很难成为一家大公司”。

• AI与自动化正在终结传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未来受益者更可能是超大人口市场和通往成熟市场的节点国家。 中国制造业叠加工程师、供应链和自动化后，未来五年产值可能继续上升；美国制造业回流也会因贴近最大消费市场而更成立。印尼这类未来接近3亿人口的国家，以及墨西哥、匈牙利这类门户仍有位置，其他国家想靠低成本劳动力完成产业升级会越来越难。

• “做出海最怕的是选错国家”，但真正的解法不是猜中唯一赢家，而是把人口、能源、政治稳定、贫富差距、对华认知和自身匹配度一起算清楚。 过去很多企业去印尼、墨西哥，只因为“那边有个朋友”；等到地缘政治、海关、财政或社会风险出现，才可能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科学决策的价值，是让企业知道其他国家也有问题，从而在逆风时仍能确认：“这是我比较之后选的。”

• 中国企业未来十年大概率会形成“效率霸权”，同时也会遭遇更激烈的关税、劳工和产业保护反弹。 黄渊普以iRobot破产后被中国供应商收购、扫地机器人只卖其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价格为例，判断戴森等高利润海外公司也会被持续冲击；问题不只在“卷”，而在“我们掌握了效率优势，但是没有掌握叙事优势”，于是机器化生产被讲成了“狂风扫落叶式的侵略”。

• 印度不是一个必须看好的国家，却是中国企业必须研究、必须尝试布局的市场与竞争者。 黄渊普预计印度GDP将从接近5万亿美元增至2035年的近10万亿美元，人口接近16亿，成为中美之外越来越强的第三极；印度人及印度后裔又遍布美国、中东和非洲的企业中高层。“我们不能犯当年美国人看中国的认知错误”，尤其不能忽略印度远强于中国的全球叙事能力。

• 拉美并非整体上行，但下行国家同样存在可交易的出海机会：消费降级需要廉价、可靠的商品，政治分裂也会让局部舆论危机不等于品牌死亡。 比亚迪在墨西哥和巴西的销量都超过10万辆，巴西劳工争议并未阻断销售；美团、滴滴进入数月后，当地龙头iFood份额据称由约80%降至60%以下。“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比“中国企业互斗”的叙事更接近黄渊普的观察。

• 2025年可能是中国国际形象由负转正的拐点，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对美国的不满、免签和普通游客的视频，而非中国企业突然学会了讲故事。 欧美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正在通过高铁、餐饮与街头日常重新认识中国，45岁以上群体则较难改变；黄渊普把特朗普至少剩余约三年的任期视为窗口，主张企业把对当地人的投入从“一分”提到“三四分”，争取把短期好感转成长期信任。

• 真正的全球化不是让五六十岁的中国创始人悲壮地跑遍亚非拉，而是把外国年轻人带进中国、培养三五年，再让他们成为国家经理或跨文化创业合伙人。 华为早期“不谈订单，只邀请客户来深圳看”的方法仍然有效；黄渊普正在反向组织中国创新之旅、推动全球青年人才计划，并认为消费品牌将沿着“电子硬件—理念与情感—强文化产品”升级，泡泡玛特、瑞幸和名创优品已经打开了中间那扇门。

精读

1. 突破华人圈，是新出海的第一道门槛

• 过去两年半，黄渊普去了将近、可能超过65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孟加拉、突尼斯、摩洛哥、阿根廷和秘鲁；从去年1月至今年2月约去了20国。他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大概去10个国家：“研究新出海的人，不能只通过在国内待着，一定要去到当地。”

• 过去的困惑是，人在海外，交流对象仍几乎全是中国人和华人。做国际IP的初心，就是打破这个封闭回路，让他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本地创业者、企业家，听到未经华人中介转述的真实判断。

• 李翔提到，黄渊普在Instagram上的粉丝已超过35万；在此基础上，IP也成为一种田野调查工具：在拉美各城市发一条预告，十几个线下名额往往收到三四十人报名。流量解决了“找到谁”的问题，却没有自动解决当地人对中国的基础认知缺口。

2. CES里的中国企业与全球话语场，仍像两个平行宇宙

• 黄渊普估计，中国企业占CES参展商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却极少出现在演讲台上。中国创业者并非都不申请；据他了解，有华人委员多年鼓励报名并向组委会争取，但最终结果仍与参展比例相差甚远，他把其中一部分归因于筛选偏见。

• 展馆里不缺中国商业名人，许多在国内很难碰到的投资人等人士都在逛展、拍照、开会；中国公司甚至把CES变成了海外版国内商务周。“平时国内要约的人都跑到了CES，然后我们可以在酒店房间里开会了。”

• 最具辨识度的中国面孔反而是被TCL邀请、模仿特朗普英语的“中国川普”，许多外国人找他合影；黄渊普自己也被约十来次合影。这里的不对称是：企业与产品大规模到场，但能被海外公众认出、愿意听其讲述的人极少。

• 每晚虽有三四场华人会议，真正把中国创业者与海外创业者混在一起的国际场却很少。李翔追问演讲席位是否真有价值，黄渊普的答案是：CES本来就是品牌场，登台代表高度；最难的不是参展，而是“突破华人圈”。

3. 拉美对中国的低估，与中国对拉美的轻视同时存在

• 中国人谈拉美，常想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许多拉美人却仍认为中国不如自己。黄渊普在圣保罗建议当地精英与其去美国，不如考虑清华、北大，得到的反问竟是：“清华北大是什么？”

• 能用英语交流的巴西人已大体属于当地精英阶层，他们仍可能没听过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阿根廷人则保留着强烈历史自豪感，许多人相信本国长期比中国更好；中国国内关于阿根廷的信息又几乎只有衰退与危机，双方都在低估对方。

• 这种认知逆差直接进入商业：当地消费者低估中国，就不愿给中国品牌溢价；中国企业低估当地人，就不会认真理解其尊严、政治立场与心理结构。黄渊普因此把研究重点从“哪里卖得好”移到“哪里对中国的理解逆差最大”。

4. 企业首先需要讲“正常的中国故事”，而不只是强调低价

• 李翔指出，把国家与文化形象交给企业承担，压力显然过大。黄渊普同意这是国家级命题，却认为企业仍有责任，因为中国企业的LinkedIn、Instagram普遍缺乏理念表达，反复强调的只是“我们的商品有多便宜”。

• 韩国提供了最直观对照：K-pop固然是文化产业，但韩国企业在当地经营品牌、与本地人交往的能力也高出几个level。拉美人想到中国文化，仍主要停留在李小龙和成龙，“几十年了都还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他眼中的危险信号。

• 黄渊普坦言，自己尚未看到真正把企业理念、中国故事和当地关系都处理好的完整样本；业务做得好不等于品牌叙事做得好。目前中国公司的胜利，更多仍来自产品、成本和效率。

5. 比亚迪证明产品价值能熬过舆论危机，却没有消除劳工成见

• 黄渊普给出的数据是，比亚迪在墨西哥销量超过10万辆，在巴西去年也超过10万辆。当地一些家庭过去几乎只开日本车，开始换新能源车时“不约而同地转向比亚迪”，核心理由仍是电费和总使用成本更划算。

• 绿色价值可能贡献了一部分好感，但他观察到另一个外力：马斯克在欧洲和拉美都招致反感，一些消费者因此转向比亚迪。借用王兴的说法，行业第二、第三有时受欢迎，并非自身做得多好，而是“行业第一实在太招大家讨厌了”；这不是长久之计。

• 2025年的巴西劳工争议曾让“中国就是血汗工厂”的说法大规模传播，但比亚迪仍熬过了这一关。黄渊普解释，巴西的媒体、政治和利益团体高度分裂，一部分人的定性不会自动变成全社会的统一结论；卢拉亲自参加比亚迪某辆车下线活动，也保留了庞大的支持群体。

• 更尖锐的判断是，当地已默认中国企业不够重视劳工，快手、美团旗下业务等也会遇到类似争议。巴西劳动法律比美欧还复杂，问题很难完全规避；只要企业提供制造业、软件或技术价值，小问题可能被容忍，但这并不等于信任已经建立。

6. 巴西外卖战的主要输家，暂时是原本安逸的本地龙头

• 巴西外卖市场原本由iFood主导，黄渊普称其份额一度约80%；美团与滴滴进入、竞争数月后，iFood可能已降到60%以下。表面是两家中国公司相争，实际增量主要来自侵蚀本地龙头。

• 他不认同把此事简化成“中国企业在海外不团结”：“大家吵一下，但实际上大家原来都没有什么份额，抢的都是那一家活得很好、活得很舒服的当地龙头。”

• 传统商业里常说老大、老二打架，死的是老三、老四；巴西这一局更像“老二和老三打架，抢的是老大的市场份额”。对投资者而言，竞争强度必须与份额来源一起看。

7. 国际IP既是内容渠道，也是选择下一站的需求传感器

• 2025年，黄渊普在上海、深圳连续见到七八位巴西创业者，才意识到拉美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正在升温，继而决定亲自去看；抵达后又碰上巴西向中国开放免签。他把这种选择称为有规划，也有“碰巧”。

• Instagram可以在出发前做低成本测试：某国用户频繁私信，或一条相关视频突然获得异常高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就会进入实地调研名单。市场反馈不替代判断，但能提示“哪个国家突然对你感兴趣了”。

• 印度AI峰会后，他发视频批评活动办得差，获得50多万播放、上千条评论、上万次转发，还有大学和创业者邀请演讲。这并不等于他看好印度，却构成了下半年去印度考察的直接需求信号。

8. 国家前景要从当地人的自我判断与政治连续性中读取

• 每场线下活动至少围绕三类问题：当地人如何认知中国、如何判断本国未来十年、中国企业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再叠加马杜罗事件、巴拿马港口争议、米莱改革或卢拉能否连任等当地热点，追问政策是否可持续。

• 李翔借彼得·蒂尔“乐观或悲观、确定或不确定”的象限追问2035年图景。黄渊普的反直觉答案是：与拉美相比，中国人对本国仍偏乐观；在北京、上海听多了财富缩水故事容易悲观，走出去才看到许多国家“二十年陷在里面出不来”。

• 阿根廷的英文交流者中，有多人计划凭双重国籍移居意大利。黄渊普很吃惊：意大利也面临财政亏空、老龄化，在他看来甚至可能从发达国家序列下滑；但阿根廷人宁愿选择“可能还能持续十年”的意大利，反映出他们对本国前景并不乐观。

• 巴西的分歧更大，最大变量不是卢拉究竟多强，而是政策能否连续走下去。如果卢拉继续执政，至少可能连续四年；若政策能持续五年，可能为未来十年打下一些基础。秘鲁十年换了八位总统，智利也被他视为从十年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位置掉了下来。人口和资源之外，政权轮替决定企业面对的是战略还是彩票。

9. 下行国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机会来自不同的需求曲线

• 黄渊普区分两种出海：上行国家可以押消费升级，下行国家则需要“基础的、基本的、廉价又质量好的产品”。国家前景偏弱，不自动等于中国企业不该进入。

• 阿根廷约有1.3万家华人超市，许多由福清人经营。当地居民拿到钱便去华人超市消费，超市再汇集现金、兑换货币，使华人零售网络在当地金融网络中发挥作用。

• 主流中国创业者因距离远、印象差而较少进入拉美，反而给早期华商留下了深厚网络。黄渊普的结论不是“阿根廷值得重仓”，而是衰退市场仍可能孕育被忽视、现金流良好的生意。

10. 2035年的全球经济，会进一步集中到中美印三座大本营

• 黄渊普的基准数据是，2025年中美GDP合计约占全球48%，加上印度已超过50%；到2035年，三国合计可能达到55%。这导向一个相对悲观的结论：“强者会更强。”

• “一带一路”和亚非拉仍有增量，因为中国过去对欧美贸易占比曾达到70%至80%，如今降到50%以下；全球南方确有需求，中国企业过去也确实去得不够。但需求补课不等于这些国家都会复制东亚增长奇迹。

• 如果企业在中国没有业务、美国因地缘政治进不去、又因轻视而放弃印度，就等于在全球一半以上GDP覆盖的市场都没有存在感。黄渊普因此判断，缺席三大本营的公司很难成长为真正的大公司。

11. AI与自动化正在改写制造业转移，而不是简单加速外迁

• 美国仍愿意“折腾”：对AI有危机感，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黄渊普认为，工厂最终会考虑离市场多近；当自动化减少用工后，去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设厂的逻辑会增强，即便不进美国，也会落在墨西哥等拥有贸易安排的邻近节点。

• 中国制造业链条覆盖高中低端，教育、工程师、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又已聚集成网，难以像欧美当年迁往亚洲那样整体迁出。未来五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可能继续上升，而不是随少量外迁下降。

• 印尼这类未来可能达到3亿人口的国家，有本地市场支撑产业节点；墨西哥之于美国、匈牙利之于欧洲，则有门户价值。其余人口小、远离成熟市场的国家，仅靠劳动力便宜很难吸引完整产业链。

• 李翔提到产业转移到中国后出现的“雁阵模式”变量：因为中国能容纳极长链条，队伍反而转不动了。黄渊普认为，这套判断往后十年基本成立，AI只会进一步削弱传统低工资承接模式。

12. 年轻人口既是市场红利，也可能成为政治风险放大器

• 人口预测不能单独使用。年轻人多却无法就业，叠加贫富差距与财富集中，可能增加抗议、政变和打砸抢风险；黄渊普援引尼泊尔年轻人上街、2024年孟加拉学生群体上街，称其为媒体所说的“Z世代的愤怒”。

• 企业必须判断当地政府能否维持稳定，以及重大社会动荡时是否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国家层面能否采取相应措施。“人口多”只有与就业、分配和政治秩序同时成立，才可能转成市场。

• 能源是另一条常被忽略的硬约束。即使墨西哥人均GDP已接近中国水平，企业仍会遭遇缺电；没有稳定电力，人口与区位优势也无法自动变成制造能力。

• 因此，未来更合理的组织形态可能是中国负责研发，在海外布置多个“可进可退”的柔性节点，而非一次投入几百亿元、派数千人押注单一国家。分布式不是保守，而是把地缘与社会风险纳入产能设计。

13. 中国“卷全球”是效率结果，也必然激起更强政策反弹

• 黄渊普在CES看到的标志性案例是iRobot：这家拥有三十多年历史、开创家庭机器人品类的美国公司破产后，被中国供应商收购。中国扫地机器人质量接近，价格却可能只有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 由此他判断，戴森等曾长期享受高毛利的海外公司，也可能被中国企业持续挤压。“哪怕我们中国人说不能卷了，接下来十年还是会把很多海外活得好的公司卷死。”

• 李翔提醒，欧洲针对中国汽车的关税谈判说明，本地政府不会坐视产业被冲击。黄渊普同意：未来十年，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贸矛盾只会更激烈，企业无法回避产业保护、劳工指控和政治化审查。

• 但以比亚迪为例，其海外售价通常高于国内，利润率也更好；黄渊普认为，比亚迪依靠的并非无限压价，而是更高效率。他用英国工业革命冲击全球手工作坊作类比：“不是因为它刻意低价，是因为效率太高了。”

14. 叙事赤字让效率被解释成侵略，而不是进步

• 黄渊普把症结概括为：“我们掌握了效率优势，但是没有掌握叙事优势。”西方叙事可以把中国企业描绘成“狂风扫落叶”般摧毁本国产业，中国公司却没有充分掌握解释自身技术、组织和供应链优势的叙事权。

• 他在海外见过不少不勤奋、内部政治混乱却仍活得很好的企业，认为它们是上一个时代的受益者；硅谷如今甚至“比996更狠”，却没有承受与中国企业同等级的负面标签。这不抹去中国公司的问题，但说明竞争叙事并不中性。

• 拉美的媒体与大企业又常由少数家族共同控制，他们既塑造普通消费者的意见，也可能直接与中国公司竞争。消费者会为省钱购买中国产品，理念上却仍批评中国；销量与品牌认同必须分开看。

15. 中国最有穿透力的故事，可能是普通人改变命运

• DeepSeek让不少拉美人从2025年开始重新看中国，但他们常默认这种公司一定由大家族或政府官员的孩子创办。黄渊普告诉他们，DeepSeek、宇树科技、京东、字节跳动等公司的创始人家庭背景都很普通，对方往往惊讶地追问：“真的吗？”

• 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再努力，下一代也很难跨越到超级富豪或大型企业创始人。中国草根创业者完成阶层跃迁的案例，能够让当地人暂时跳出意识形态，把中国理解为一个仍存在巨大流动性的社会。

• 黄渊普把品牌定义得很高：“别人产生一种仰视感，这才可能做品牌。”技术效率只能换来使用，信任才能换来长期选择，向往才可能产生溢价与归属感。

• 他称中国未来成为“效率霸权”几乎是保底结果——这里的霸权指生产效率全球领先，而非霸权主义。真正的不确定性是，2035年的中国能否同时获得信任和向往；否则只会比今天更卷，也让海外更难受。

16. 超级大国身份与弱者心态，是新出海最深的心理冲突

• 黄渊普认为，世界对中国有偏见，但中国对世界的偏见更值得反思。经济表现不佳的国家因不自信而敏感尚可理解；中国综合国力已被全球普遍视作超级大国，却仍常带着“我们又被欺负了”的心态出国。

• 面对欧美，这种心理表现为把当下摩擦接回“百年羞辱史”；面对亚非拉，则常变成嫌贫爱富与轻视。李翔追问这种负担是否只针对欧美，黄渊普明确否认：越南、印度说一句不好，中国舆论也会迅速对骂。

• 他的判断是，真正自信的人能容忍弱者批评自己。美国同时被本国人和全球公众批评，仍按自身逻辑行动；中国若连巴西、越南或印度的负面声音都无法承受，说明尚未完成强者心理转换。

• 这种定位会进入经营：自认弱小，就不敢卖高价，也不愿承担社区责任。黄渊普主张新出海人增加“以天下为己任”的贡献意识，把利润之上的当地价值纳入公司目标，而非永远以求生存为理由。

17. 印度是第三极，也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训练场

• 黄渊普预计，印度GDP将从接近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近10万亿美元，人口再增一亿多、接近16亿。届时中美仍是两极，印度则会成为越来越强的第三极；承不承认，都不会改变这个体量变化。

• 中国公司在中东、非洲和美国面对的竞争者，常常不是印度本土公司，而是印度人与印度后裔。印巴裔在海湾国家覆盖基层与中高层；英国殖民体系又让印度人更早进入非洲，不少行业第一名由印度后裔经营，中国企业位居其后。

• 李翔提到印度媒体长期关注中国，而中国人对印度了解很少。黄渊普担心，中国正在重复二十年前美国看中国的错误：只看基础设施、贫困和治理缺点，相信对方迟早崩溃，最终错过其崛起阶段。

• 他不是因此“看好印度”，而是把印度同时列为主要市场和全球竞争群体。要理解为什么印度裔能在美国、中东、非洲做到管理层，中国企业就必须进入印度、观察印度，而不能靠情绪化嘲讽获得结论。

18. 印度的叙事能力，是中国最不愿承认却最该研究的优势

• 黄渊普一条印度视频获得50万播放后，收到许多印度大V关注；点开账号，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粉丝十分常见。相比之下，中国创业者在海外平台拥有同等粉丝量的极少。

• 印度缺乏中国的基础设施与制造能力，却在语言、文化输出和对外叙事上明显更强。把这一切贬为“夸大其词”，只会错过竞争的另一半；未来要与印度人争全球职位和客户，就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建立可见度。

• 李翔提到，莫迪是X平台上粉丝最多的政治人物之一。黄渊普补充，莫迪无论怎样，其海外粉丝量仍为印度增添了光彩；尽管其在印度国内的支持已不如过去、所属政党也在上次选举中丢失过不少国会席位，海外影响力仍为印度增色。卢拉出访时频繁拿手机直播、拥抱和问候，也体现了政治人物主动缩短距离的能力。

19. 中国商品已经抵达全球，中国人却仍与当地社会心理隔绝

• 黄渊普在多个国家看到同一画面：华人聚在一起，当地人知道中国人来做生意，却只能在中餐馆遇到他们。“货物出海了”，人的关系、文化关系和社区关系没有同步建立。

• 这种缺席制造了心理距离。海外公众知道中国厉害，却觉得与自己遥远；计划亚洲旅行时会想到日本、泰国，很少首先想到中国。黄渊普称，中国入境游客数量与日本大致同级，与国土、人口和文化体量并不相称。

• 李翔补充华为早期经验：总部给海外团队的首要任务并非拿订单，而是邀请客户到深圳和华为总部看看。黄渊普认为这在今天仍是最有效的方法——先让人建立真实经验，再谈商业关系。

20. 亲自来过中国的人，是尚未被企业充分利用的信任资产

• 黄渊普在上海接触的外国人中，约十人有八人会说：来之前担心监控、盘查、歧视或欺负，来了之后体验很好。因为预期是负数，实际七八分的日常体验便能产生强烈反差。

• “每个企业出一点力”，多邀请客户、伙伴和年轻人来中国，可能比抽象宣传更有效。到访者普遍会成为更愿意正面评价中国的人，但中国公司尚未系统地把这批人转化为员工、合作伙伴或市场传播者。

• 黄渊普认为，未来十年最好的状态应叫全球化，而非单向出海。让五十岁、六十岁又不会当地语言的创始人亲自奔走亚非拉，画面很悲壮；更可持续的是把外国人才放在中国培养三五年，再派回本国担任国家经理、区域经理。

21. 国际留学生正在从任务指标变成全球化人才池

• 过去不少高校依赖中介完成留学生指标，用奖学金吸引质量一般、只想在中国待四年的人。黄渊普观察到，去年开始出现转折：好学校的申请人数超过名额，不再需要中介凑数，来自欧美的学生也明显增加。

• 他在北京见到一位清华本科的保加利亚女生，后来从朋友圈发现她曾为来访的保加利亚副总统做翻译；又见到一位生于德国、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的年轻人，后者称选择人大本科是自己判断中国前景更好，并非母亲推动。

• 这些年轻人能同时说出中国的强项与弱项，决策也更自主。黄渊普设想“全球青年人才计划”：帮已在中国的优质外国学生找工作、做培训，再输送给出海企业，补上高校、学生和企业之间的gap。

• 更进一步，他希望把中外年轻人组合起来做小众国家品牌，例如让熟悉保加利亚的清华学生与中国创业者共同开拓当地。相较纯中国团队，这种组合更接近早期跨国公司用新加坡、港台华人进入中国的路径。

22. 2025年的形象逆转，创造了约三年的叙事窗口

• 一家欧洲媒体采访黄渊普时称，2025年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中国正面内容出现了多于负面的逆转。他起初意外，后来认为自己的“塑料英语”仍能获得大量关注，也说明自己碰上了全球认知转向的节点。

• 这次逆转首先来自比较：全球对特朗普、美国及其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更反感，中国因相对位置得到好感；其次来自免签后进入中国的年轻游客，他们不依赖《纽约时报》、BBC等传统媒体，而是拿手机拍高铁、餐饮和街头日常。

• 黄渊普称，至少有上百万海外创作者自发记录中国，没有机构规定他们如何表达。普通人看到外国游客没有被歧视、还得到热心帮助，才意识到“中国原来是一个蛮正常的国家”。

• 他的代际判断很直接：欧美乃至亚非拉45岁以上群体多受既有欧美教育体系影响，很难改变，不如集中争取年轻人。特朗普至少剩余约三年的任期，被他视为提升中国国家品牌与企业软实力的窗口，而不是已经兑现的胜利。

23. 企业应把“投资于当地人”从一分提高到三四分

• 黄渊普判断，特朗普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基本会失利，民主党可能控制众议院，甚至参议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特朗普下台前仍可能制造更多全球混乱。美国无暇顾及的阶段，可能给中国争取文化、品牌和国家叙事留下空间；这是他的条件性判断，并非确定结果。

• 中国企业不必立刻达到欧美公司的本地投入程度。若满分十分，目前只有一分，提高到三四分——更多使用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参与社区——就可能因基数低、预期低而显著增加好感。

• 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案例降低表达门槛：“我这个英语水平，都敢于去海外发英文短视频，你们还有什么压力？”真正需要的不是播音级英语，而是能把新能源汽车、芯片、智能制造等行业讲清楚的产业沉淀。

• 下一步设想是免费训练更多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人，形成跨行业内容矩阵。黄渊普承认自己主动给工作添加了宏观使命，因为写作和研究若完全没有这种叙事，“感觉生活没意思”。

24. 深出海的起点，是重做国家选择而非追逐下一处热点

• 约5400家A股上市公司几乎都已行动出海，“不出海就出局”从口号变成现实；热度下降不代表需求消失，而是企业发现地缘政治不受自身控制，连长期运营巴拿马港口的大公司也可能突然陷入被动。

• 过去企业按热度轮转：先东南亚，再中东、墨西哥、非洲。黄渊普估计，2026年可能轮到免签后的巴西，随后随着中印关系和签证改善，南亚、印度可能升温；但热门程度与长期前景是否匹配，必须打问号。

• AI也迫使评估框架升级。三年前，他主要看人口与五年GDP；现在还要看自动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华地缘关系、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哪些行业适合以何种方式进入。

• AI已经降低品牌表达门槛：过去看英文网站或亚马逊店铺，能从生硬文案立刻认出中国卖家；今天至少在专业度上很难区分。语言短板缩小后，国家选择、产品与组织能力会更直接地暴露出来。

25. 选国的终局不是“最好”，而是市场、组织与人生的匹配

• 黄渊普在墨西哥重见一位扎根十五六年的知名创业者：三年前对方意气风发，这次两鬓发白、满脸沧桑，言语里不断叹气。真正令企业家痛苦的不是融资、裁员，而是怀疑“我当初是不是选错了”。

• 这位创业者描述，新政府面对财政亏空和世界杯建设支出，会从外国企业处寻找收入；货值20万元被卡海关，可能被索要10万甚至30万元，企业连弃货都痛苦。黄渊普没有据此判定墨西哥最差，而是指出未经比较的选择最容易在逆风时崩塌。

• 他从周亚辉深耕非洲后的采访得到相同警示：对方坦言若回到当初，可能应选择欧美主流国家。李翔提醒非洲、墨西哥同样有成功公司，黄渊普接受这一反驳，最终把问题落到企业、行业、人才与国家是否匹配。

• 一位常驻肯尼亚的湖南朋友给出另一种答案：性格安静，在深圳被人群与高楼压抑，到肯尼亚看到草原才觉得“找着了自己”，于是愿意融入本地政府、员工和文化。最适合的国家未必挣钱最多，却可能让关键人才长期留下并真正进入社会。

26. 中国品牌正从参数优势，向情感、理念与文化势能移动

• 泡泡玛特被黄渊普视为高于TikTok、Temu、SHEIN一类效率型出海的案例：消费者喜欢它，不是因为性能或定量指标，而是因为情感需求。它证明中国公司开始卖“我就喜欢”，而非单纯卖“更便宜、更好用”。

• 他在纽约观察到瑞幸约有10家店，常见评分为4.2至4.5，附近星巴克约3.8至4.0。纽约大学周边的年轻人喜欢其数字化、App体验和口味多样性，也反感星巴克作为“不酷的大公司”；因此他甚至认为瑞幸海外潜力可能高于霸王茶姬、蜜雪冰城。

• 名创优品满足的是全球中产财富缩水后的体面消费：价格可承受，同时保留一点设计和品牌感。黄渊普认为，在纽约街头问别人知道哪些中国品牌时，很多人会说名创优品，这意味着知名度开始脱离华人消费圈。

• 黄渊普给出的品类阶梯是：先由电子数码、AI硬件等可量化产品占领市场，再到带理念和文化的消费品，最后才可能轮到茅台、五粮液等强文化产品。到2035年，若国家软实力足够强，海外消费者才可能把它们理解为“这是中国的味道”。

27. “反向出海”要把中国变成全球创新者必须亲临的实验室

• 出海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把海外创业者、消费者和人才带进中国。黄渊普推出中国创新之旅：3月带约八九人考察深圳、广州；4月19日至24日的上海、杭州团原计划15人，却已售出20张票并下架；之后还计划组织北京、上海的更大团队。

• 他的销售主张是：如果一个人每一两年去硅谷，却五年没去过大湾区、长三角和北京，就会失去对“全球一半创新”的理解。2022年后不少外国企业离开中国，随后失去对中国创新的感知，等中国公司打到本国才突然惊讶。

• 一位德国记者在柏林车展后写道，并非中国企业突然变强，而是德国自己的傲慢使其忽略了中国四五年的进展。黄渊普观察到，外国企业正以创新中心、研发中心的方式回来，即使把中国机构当成本中心，也必须知道这里发生什么：“否则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 他把中国描述为“世界实验室”：氢能、锂电等路线并行试验，34个省级行政单位像34家超级公司彼此竞争；某地跑赢后，干部与经验又被复制到别处。浪费是试错代价，规模化能力则把局部实验变成全国性产业优势。

28. 全球化的下一代组织，将由中国工程能力与跨文化青年共同搭建

• 黄渊普还制作了英文《来中国留学》小册子，并出售中国留学咨询，甚至已有美国人付费。他建议海外年轻人关注中国理工科与985高校，尤其北上广深的学校，因为中国工程师密度和科创能力正在提高其教育投资回报。

• 他的代际观察是，70后企业家可能已经财富自由，却因成长于欧美压倒性强势的年代，内心仍缺品牌自信；90后得到的时代红利较少，却敢直接评价欧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心态若配上尊重与表达能力，反而更适合做全球品牌。

• 黄渊普并不主张在海外粗暴地要求别人接受中国。他对外国受众的说法是：“我不是欠你一个解释。”他把自己比作1830年的英国人，向尚未意识到工业革命冲击的人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相信与否，是对方自己的生存选择。

• 最终目标不是纯中国团队控制海外，而是中国优秀青年与在华生活、理解中国的外国青年共同创业。产品效率、当地关系和文化自信若能进入同一组织，中国出海才可能从“卖货”真正转向全球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