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丰对2026年的核心地缘判断是：从中国视角看，“最动荡的阶段过去了”，但全球本身未必更安稳。 美国在军事上战略收缩，会借日本、菲律宾及欧洲继续做“离岸平衡”，同时在美洲“后花园”强化控制，在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重新提出格陵兰议题。李翔追问权力真空是否反而增加区域冲突，李丰承认“可能会的”，只是认为中美直接或间接冲突的最大不确定性已经下降。
中国可承接的不是美国让出的军事空间，而是经贸关系、购买力与人民币结算空间。 在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人民币来到6.97附近后，汇率要同时平衡进口购买力、出口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及国内人民币资产四个目标。李丰判断这次不会“一步升到位”，而是“既要小步、缓慢、谨慎地升值”，又要防止升值预期兑现后套利资金流出。
中国顺差的韧性来自“顺差转移”：产业链价值已由日韩、部分欧洲制造业进一步转到中国。 中国从依赖日韩中间品、组装后出口美国，走到对日韩也开始形成顺差，说明产业链完整度显著提高；代价是“你不能光卖，你也需要买”。阿根廷是李丰选取的样本：即使米莱政治上明显亲美，中国商品仍帮助当地平抑物价，中国对矿产和农产品的需求也提供了财政与贸易支撑。
国内经济的基准情形不是繁荣重启，而是结构调整与外部冲击“最难的阶段”或已过去。 从2015年主动调整开始，中国连续遭遇美国加息、贸易战、疫情和新一轮关税战；房地产、基建等巨大存量下滑时，科技制造和服务消费的增量一度太小，难以覆盖就业、GDP与财政收入方面的影响。李丰现在看到的是“此消彼长”开始接近相互抵消，但强调“并不是指它今天调好了”。
房地产最明确的预测是：2026年内、甚至上半年，部分核心城市可能底部企稳，但“企稳不是上涨”。 上海、北京的交易量及高单价房源已出现先行稳定迹象；500万人口以下城市放宽落户、常住人口社会保障并轨、公积金利率降至2点几和持有两年以上免增值税，都在重塑需求与租售关系。李丰不预期全国同步反弹，也不认为会突然放量上涨。
消费与CPI能否转向，取决于房地产、社会保障、就业工资、人口流动和长期预期五层“夹心馅饼”一起改善。 “投资于人”意味着财政投入从路桥机场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和养老，但旧产业就业者转入高附加值制造及服务业仍有技能、意愿和岗位容量的摩擦。12月PMI使李丰倾向于判断消费与CPI上半年可见改善，而更大的中期变量是税收能否从生产端增值税转向终端消费税。
贵州茅台是统一大市场、消费下行与税制变化交叉处最具体的公司样本。 i茅台以1499元直售普通飞天，日限购由12瓶降至6瓶，而经销商拿货价约1100多元；这执行的是“经销转直营，直营做电商，电商也自营”，既截留渠道利润，也直接维护高溢价品牌。如果消费税最终落在终端，销售主体和交易更多留在贵州可能给地方财政带来利好，但李丰明确把这视为假设，而非既成政策。

精读

1. 三年后的前提已变：是否发展、改革、开放，不再是最大疑问

李丰回看2022年底启动宏观播客时的初衷：当时社会对中国“是不是要发展经济，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开放”存在巨大困惑；跨过2023至2025年后，他判断至少“一部分或者一半以上的人”已不再抱有同样疑问。
因此这次2026展望改成结论前置：先给确定判断，再补简单原因，最后展开复杂逻辑。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的共同关键词不是“已经变好”，而是最动荡、最难判断的拐弯阶段可能已经过去。

2. 美国收缩军事边界，仍会用“离岸平衡”管理欧亚

李丰把日本、委内瑞拉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连在一起，得到的判断是：近两年美国在国际关系层面主要在缩小军事战略影响范围，推进经济、工业和防务意义上的本土化。
收缩并不意味着放弃干预。李丰借英国曾在德、法、俄之间制造平衡的历史解释“离岸平衡”：美国会避免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拥有单一支配力的大国，而不是继续亲自承担全部安全成本。
亚洲的承接者首先是日本，菲律宾也可能发挥部分扰动作用；从奥巴马时期美日安保安排延续下来，美国大概率会“默默支持或者默默允许”日本扩大国防，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欧洲的组合则可能是英国的离岸位置，加上俄乌冲突对欧洲大陆的军事牵制。相关国家被要求提高自主防务，首先出现的经济结果仍会是增加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

3. 收缩不是退场：美国把强势压回自己的“后花园”

李丰用“门罗主义”和“后花园”概括美国的另一面：全球军事边界收缩时，它会增强对美洲周边的控制，格陵兰岛重新被提出、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都属于这个方向。
委内瑞拉还有直接的能源逻辑。尽管从查韦斯时期起长期反美，节目提到美国仍在2025年批准雪佛龙开采当地重油；在美国自身已成为化石能源第一大国的背景下，石油与区域控制可以同时成立。
这次行动也被李丰理解为一次军力展示：过去半年中国多种新型武器陆续亮相，加上美国战略文件释放收缩信号，外界对美国军事实力出现了一点“不确定性”，美国需要重新证明威慑能力。
加拿大是这一框架里的未定变量。特朗普此前曾谈把加拿大变成美国一部分，但李丰观察到，加拿大至少暂时更靠近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

4. 欧洲和日本越自主，对华合作与摩擦越会同时增加

李丰指出，欧洲若被迫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就必须展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自主性；同一套姿态也会要求它对中国表现出独立甚至强硬，因此舆论争议不会因美国收缩自动消失。
另一面是经济需求会更明确。李丰对2026年的政策推论是，中国应“想尽一切办法”增强对欧经济合作：欧洲越自主，越需要独立的贸易、产业和增长来源，合作空间与外交摩擦会并存。
日本情况不同但逻辑相近。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东盟及RCEP相关区域的经贸影响力仍需扩大，却仍会受到日本、菲律宾的扰动；真正可持续的增量仍是扩大经贸联系，而不是进入军事对抗式的权力争夺。

5. 人民币升值要同时服务购买、出口、国际化与国内资产

人民币来到6.97附近时，李丰把汇率直接连到1万亿美元顺差：“你不能光卖，你也需要买。”要把美国收缩变成更有利的亚洲和欧洲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提高从全球购买商品与服务的能力。
第一重平衡是购买力。人民币适度升值可提升进口、出境旅游和居民消费能力；他以车厘子为例，2023年还在讨论“中产也吃不起”，如今价格已便宜一倍以上，国际贸易与购买力都在起作用。
第二重平衡是出口竞争力。2025年外贸在关税和复杂环境下仍取得较好增长，说明出口对汇率的敏感度已因结构变化而下降；人民币升值需要尽量不显著影响出口。
第三重平衡是人民币国际化。要让贸易伙伴愿意持有人民币，并在贸易结算中采用双方货币直接兑换的方式，需要保留适当的升值预期。
第四重平衡落在国内人民币资产与资金流动上。升值有利于人民币工资、资产、消费和房地产稳定，但升得过快会令预期一次兑现，吸引来的套利资金随后退出。因此李丰判断不会“一步升到位”，而会“小步、缓慢、谨慎”。

6. 阿根廷说明政治站队并不排斥中国经贸

米莱上台后被视为全面“美派”、靠向美国并推动美元化，但李丰列出的2025年结果是：通胀由2024年的110%以上降至约30%，失业率、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也略有改善，至少不能只用政治站队解释经济变化。
他强调背后两条中国线索：中国成为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量中国制造的民生用品帮助平抑当地物价；阿根廷矿产和农产品更多出口中国，也构成其改善经济与实现财政盈余的一部分支撑。
委内瑞拉能否复制这种关系，李丰的答案是“不知道”。中国在当地有石油、电力、淡水和基建投资，节目也提到巴西先承认副总统接任正式总统；无论政治怎样变化，经贸关系仍可能比意识形态站队更有黏性。

7. “顺差转移”显示中国已承接更多产业链价值

李丰引用的供应链框架叫“顺差转移”：20世纪80至90年代，日韩直接对美国形成大额顺差；其后日韩向中国出口中间品，中国完成加工装配再销往美国，于是原本日韩对美顺差的一部分转成中国对美顺差。
过去几年出现第二次变化：中国对日韩由长期逆差开始转为顺差，对部分欧洲制造业国家也从逆差缩小走向顺差。李丰据此判断，中国对外部中间品的依赖降低，产业链完整度与升级程度都已提高。
这解释了中国顺差为何还能扩大，也暴露出下一道约束：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有大量需求，中国除原材料外却未必需要足够多的海外商品。若只卖不买，经贸关系和人民币国际结算都难进一步扩张。
李丰给出的中长期方向是供应链全球化：中国产业在海外为当地市场提供就业、技术和产品，再把其中一部分商品进口回中国，类似东南亚制造的耐克鞋进入中国。李翔追问需求不足，李丰承认这不是2026年一年即可完成。

8. 权力真空可能更乱，但未必重新把中国推回冲突中心

李翔的关键反问是，美国力量收缩后，全球公共服务提供者减弱，区域权力真空或许意味着“动荡才开始”，而不是结束；缺少霸权或帝国维持秩序，地方冲突完全可能增加。
李丰没有否认：“可能会的。”他的限定是“中国视角”——首先，不太会有国家在这个阶段主动直接挑战中国；其次，美国让渡部分空间后，更多国家会争取中国的支持，即使这种支持主要是经济和外交而非军事。
这不同于美苏之间“你少一块、我就一定拿回来”的存量博弈。中国没有觊觎军事权力空间，却又是军事和经济大国；各方既会接近中国，也会为展示自主性而与中国保持距离。

9. 中国试图以治理主张而非军事同盟取得“合法性”

李丰把美国全球影响力比作一个馅饼：最底层是军事，中间是科技与经济，上层是金融，最外面再涂一层意识形态的“奶油”。中国不以全球军事部署为基础，就必须提供另一套让各国接受其角色的治理依据。
他无法准确背出此前提出的“四个方向的全球倡议”，只概括为经济发展、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与绿色发展，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总框架。李丰将其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治理合法性”，李翔补充说，需要有一个合法、合理的姿态让大家接受其角色。
二战后由美国推动的联合国、WTO、世界银行、IMF，以及后来从G7到G20的体系，曾帮助美国扩大影响力、赢得冷战；如今美国对其中许多组织处于“半退出或者不积极参与”状态，中国则在维护联合国和WTO，世行与IMF仍主要由欧美主导。
李丰还提到一项据称由联合国所做的国家好感度调查：中国首次以30%多超过美国的20%多。但他随即说明“我没去查这个”，李翔也没有见过，因此这只能保留为未核实的报道，而非本期论证的事实基础。

10. 国内结构调整或过最险拐点，不等于已经调好

中国从2015年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却先后碰上美国加息周期、贸易战、约三年疫情，以及特朗普重新上台后的关税战。李丰概括，过去近十年几乎每三年就有一次难以预计的巨大外部冲击。
内部转换则是从房地产、基建等旧基石，转向科技制造、新型服务消费，以及医疗、养老、教育等产业；对居民而言，也可粗略理解为“从买房子到买服务”。
李丰强调：“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并不是指它今天调好了。”真正困难的是把“一个房子下面的地基从A换成部分的B”：旧产业是巨大存量，新产业从小规模开始，早期增长再快也覆盖不了旧部门下滑。
目前资本市场、政策导向、讨论主题、GDP和外贸结构都已呈现“新旧参半”。高附加值产业的年复合增长率大概是两位数，能够扛住关税、国际关系波动和人民币小幅升值，被李丰视作转型处于U形曲线偏右底部的表现。

11. 新产业要先长到足以抵消旧基石的坠落

房地产与基建影响的不是单一行业，而是就业、经济规模、财政收入和庞大既得利益；中国高附加值产业即使保持较快增长，基数太小时仍敌不过旧产能下滑，这就是“此消彼长”阶段的痛点。
微观层面的损失不会自动消失。房地产建筑规划和设计岗位面对的需求断层，远大于旧住宅改造所能吸收的规模；即使转向工业设计、机器人或室内环境服务，也需要技能更新，而且新岗位数量暂时不足。
李翔提出另一层担心：许多先进制造由政府推动，体制外劳动者未必容易进入。李丰认为更主要的约束仍是劳动技能、岗位规模和适应速度，而不是简单的体制内外二分。
外部冲击的伤害则集中于预期。贸易战、疫情、汇率和外资变化未必同时直达每个人，却让企业和居民把三五年计划缩短成半年或一两年安排；结构调整企稳的意义之一，是长期规划可能重新变得可行。

12. 消费与CPI由五层“夹心馅饼”共同决定

李丰把提振消费拆成五层：底层是房地产所代表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其上依次是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就业和工资收入，人口流动与生活方式，最上层才是对未来经济的预期。
房地产无需上涨，但至少要“不再显著下跌”；社会保障提供民生支撑，就业与工资提供收入，人口流动改变生活方式，长期预期才会让家庭决定结婚、买房、迁往大城市或更换工作。
李翔认为贸易战对普通个人的感知远弱于疫情，李丰的回应是宏观冲击存在传导滞后。2021年的在线教育、地产从业者，以及2023至2024年极冷的投资行业，最终都会以裁员、降薪、转行和延迟重大决定体现出来。
所以2026年的判断仍有限定：并非消费已经繁荣，而是五层因素可能先后越过拐点。只要新经济对旧经济下滑的抵消增强、外部变量减少，居民与企业就可能逐步拉长决策周期。

13. 房地产的2026判断是核心城市先企稳，而非全国反弹

李丰此前一直不确定房地产何时见底，现在把预测提前到2026年内、甚至上半年；外资报告给出的时间是未来一至两年，他更倾向于核心城市率先完成交易量和价格的底部确认。
微观信号来自上海与北京：两地11月、12月交易规模不差，北京越过约1.5万套的“荣枯线”；通常是高单价房源和整体交易量先稳定，再传导至更广泛的价格。
他把这一阶段类比为香港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的状态，认为上海已经很接近。北京新增落户人口不如上海多，但城市地位特殊，也可能较早企稳。
所谓企稳只指交易量、价格不再显著下跌，“不是上涨”；全国城市不会同一天触底，也不太可能突然放量上行。更有机会的仍是核心城市、能吸引人口落户的城市及相关城市群。

14. 户籍与社会保障并轨，正在重写住房需求

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约67%，按户籍人口却不到50%。李丰认为，这个差距是住房中期需求的重要空间；最新城乡融合相关文件提出，500万人口以下城市在政策层面解决落户及教育、医疗、养老保障。
逻辑在于，长期居住却缺少户籍保障的人往往不愿在工作城市买房，而会回老家买房。宅基地使用权、出让安排和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也与扩大城市住房需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连。
上海的例子来自一篇李丰未记住作者的文章：其中一个名为“310”的指标——李丰也未核实具体定义，只按字面猜测可能与老上海居民占新购房者的比例有关——从40%多降至30%多，意味着新上海人占比上升；过去两年上海每年新增落户不到10万人，已构成交易量企稳的一部分基础。
金融与税收政策同时改善租售关系：首套公积金利率降到2点几，接近平均租售比；商业贷款及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利率大概在3%左右，仍比租售比高一点；持有两年以上住房免征增值税。北京放松五环外限购属于局部战术，户籍与保障并轨才是供需结构变化。

15. “投资于人”能托住消费，但就业转换不会无痛

李丰把中国的“投资于人”与美国作对照：拜登时期先发放约1400美元形成超额储蓄，之后补贴教育和医疗；特朗普政府手上相关补贴陆续到期，按李丰印象，其中一项低收入医保补贴可能影响数千万人。
中国则试图把财政注意力从修路、修桥、地铁、高铁和机场，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和养老。城乡融合文件也要求落户扩张的城市增加这些投入，使社会保障既成为消费底座，也成为人口流动的配套条件。
新产业的就业能力存在争论。李丰认为科技制造等高附加值行业平均工资较好，体验与服务经济则能容纳更多就业；李翔提醒，技术水平与就业率之间存在张力，高端产业未必足以承接旧部门的庞大劳动力。
李丰的回应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强调历次生产力革命最终都带来岗位重组。纸媒转互联网、再转自媒体和视频播客，核心创作技能仍在，但转型需要意愿；“不是大家愿意从树上下来，是因为植被消退了”，大多数人确实是被时代推着走。

16. CPI若在上半年转向，真正的中期变量仍是税制

12月PMI表现令李丰觉得CPI方面已经“还可以”；按照此前的定量预测，资本市场也许会在两到三个季度后拐过来，而提振消费和CPI能否在2026年上半年看到结果仍是观察重点。
更大的制度变量是政府收入能否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面向终端的消费税。这不仅改变征税环节，也会改变地方政府看待产业、消费与本地经济的动力，相当于“给政府的财务凳子换一张”。
2025年底全国50多个城市重新试点“有奖发票”，让李丰联想到20年前纸质发票刮奖。他反复限定，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新闻”，不确定是否真是消费税改革的前置指标。
他的推理是：数字化已降低税收征管成本，但若税收转到消费末端，仍需提高商家和个人开票意识，补足小商户、电商等环节的覆盖。统一大市场、消费和人流的变化都与这一讨论相关，但财政收入的“凳子”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17. 茅台在下行期完成“经销转直营”的关键一跃

李丰先披露利益关系：“我们持有一点点它的股票，虽然很少。”他选择贵州茅台不是为了给出大规模二级市场押注，而是把它当作消费下行、品牌渠道变迁与统一大市场相交的样本。
从1月1日起，普通飞天茅台在i茅台以1499元直售，日限购最初为12瓶，随后降到6瓶，新闻显示往往十几秒售罄。经销商历史拿货价不到1200元、约1100多元，零售价在2023年之前曾达到2300元左右，过去理论上是“纯赚钱的生意”。
李丰反复使用的渠道框架是：“经销转直营，直营做电商，电商也自营。”奢侈品牌约在2008至2014年间陆续收回中国经销权；据李丰判断，部分体育休闲品牌到2018、2019年以后直营电商的消费占比可能已达到一半甚至更高。
他的消费史判断是，高溢价品牌最终必须直接触达消费者，才能维护体验、品牌教育与定价权。茅台过去依赖区域经销，既有历史利益，也因烟酒地方税收、许可和市场壁垒；这正是统一大市场要逐步拆除的结构。

18. i茅台既是品牌重构，也是统一大市场与消费税的试验样本

直营让茅台不再只按1100多元向经销商出货，而可按1499元直接销售；供不应求暂时没有消失，但中间经销利润和部分黄牛环节被压缩，品牌也重新掌握消费者关系。
李丰猜测，1499元普通飞天可能成为奢侈品牌式的“基本款”，精品、生肖及其他系列构成向上和向下延伸，并以稀缺或配售维持层级。对于朋友被生肖茅台库存套住的例子，他只说消费周期改善后“可能”好转，没有给出确定判断。
消费下行反而提供了改渠道的窗口：经销商不再像高景气期那样积极囤货，多任董事长更替也可能削弱历史利益包袱。茅台作为李丰眼中中国酒类“最有定价权的企业，没有之一”，得以在价格承压时完成直营化。
若终端消费税落地，茅台单独注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i茅台”电商公司，配合目前绝大部分终端销售发生在贵州的格局，可能让贵州获得利好；李丰甚至设想直营渠道若愿意可做到60%至70%，但这仍是条件推演。更大的观察点是：统一大市场能否让地方财政、全国渠道与品牌定价重新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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