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BIO 首席执行官 John Crowley 的中国路线是：「我们不需要在中国问题上胜过中国……」（“We don’t need to out-China China”）。 他回忆，12—13年前随 Amicus 进入中国时，真正做研发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约有100家，如今至少有4,000家；考虑到美国临床试验成本和监管不确定性，资本流向东方“完全理性”。解决方案是修正美国临床试验体系——Makary 团队可能出台指导意见，让进入临床的速度更接近澳大利亚——而不是挥舞大棒，因为试图阻止中国开展研发“注定徒劳”。
在 FDA 问题上，Crowley 的“让 FDA 重回正轨”方案包括4项：稳定性、一致性、透明度和现代化；他警告，“坦率说，未来6个月真的会决定后续走向”。 FDA 编制较1.5年前减少20%；豁免招聘限制后可新增1,000名审评员和检查员，目前约400份录用通知已经发出，但 Crowley 称这是“一项2年的工作”。BIO 正在试点一个收集企业投诉的平台，允许匿名或实名，从高调的 CRL 到对毒理研究的额外要求，所有问题每30天汇总一次并提交 FDA 管理层。
MFN 写入法律将是“灾难性”且“无法管理”的局面，但 Crowley“有信心，本届国会会筑起防火墙”。 达成交易的16家公司以某种形式接受 MFN、并承诺在岸生产，换取0%的药品关税；Section 232 调查已经完成并提交白宫，总统须在3月最后一周前采取行动。BIO 正在挑战 CMMI 示范模型的合法性，意见征询期于2月23日结束；白宫推动 MFN 入法“可能表明”，其意识到这些模型很可能越权。
AstraZeneca 承诺到2030年在中国投入150亿美元、在美国投入500亿美元，并与 CSPC 达成第3笔交易：12亿美元首付款、约180亿美元生物里程碑付款，以及针对临床前长效肽管线的两位数版税。 Sam Fazeli 追问，这150亿美元是否“相当于在美国投入约300亿美元”。Crowley 的重新表述是：不要问 AZ 为什么去了中国，而要问“我们如何才能更具竞争力？”
Yaron Werber：IBB 已回到2021年末高点，而 XBI 约为128，仍低于2021年初约167的高点；在连续5年大幅跑输后，新资金认为生物科技“才刚刚起步”。 Brian Skorney 则有所保留：JPM 大会后的淡季让市场情绪从“7分或7.5分”回落至“6分或6.5分”。
ReGenix 的临床暂停是 AAV 基因疗法领域级事件：在脑内注射 RGX-111 4年后出现 CNS 肿瘤，且发现载体整合在原癌基因 PLAG1 上游。 FDA 同时暂停了用于 Hunter 综合征的 RGX-121，该项目的 PDUFA 日期就在下周；随着公开批评基因疗法治疗指数灵活性的 Vanai Prasad 掌管 CBER，Skorney 提出的框架——面对数万名患者的分母，这究竟是“纯粹的坏运气”，还是“这些构建体存在某种特异性问题”——更加关键。
Roche 收购的减重药数据看起来“即便对上 Lilly 的三重激动剂也具竞争力”，但股价几乎没动，Lilly 和 Novo 也没有真正下跌。 Fazeli 据此判断，市场已经不再沉迷于每次提升2个百分点的选美竞赛。真正的竞争转向维持治疗：给药方案、耐受性和肌肉保留。与此同时，Amgen 退出了与 KHK 五五分成的 rocatinlimab OX40 交易；相较 Dupixent 疗效居中、伴随发热和罕见溃疡，而 Sanofi 项目新出现的一例 Kaposi 肉瘤被 Skorney 称为“非常明确地很可能不是机制效应”，并可能导致标签增加警告或注意事项、限制用药。

精读

1. Crowley 向华盛顿的主张：生物科技关乎公共卫生、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

Crowley 每次与政策制定者会面，都会先解释他们为何应当关注生物科技：公共卫生、生物科技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以及国家安全——建设强健、健康、安全、繁荣的劳动力和人口，并将其作为“软实力工具”。他说，这套表述能够跨越党派产生共鸣；去年4月发布的国家生物科技安全委员会报告也强化了这一点，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必须赢得生物科技竞争。
Crowley 描述的转变规模是：12—13年前，他带着 Amicus 的制造业务前往中国时，真正做研发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约有100家；如今已“至少有4,000家”，产业也从基础制造和药物化学扩展到先进疗法和先进制造。
他的核心立场是，靠大棒阻止在中国达成交易、开展研究，“极其困难，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成果。我们不需要在中国问题上胜过中国……只需要在竞争中胜过中国”。美国仍凭借大学、学术界、NIH、初创公司和大型企业保持领先；关键不是把这份领先地位丢掉。

2. 取胜需要创新加可及性，也需要砍掉美国临床试验机器的成本

取胜有两条主线：一是“创新的良性循环”，包括 NIH 资金、资本、强大的市场、合同制造能力和现代化监管机构；二是可及性。谈到保险时，他说：“现在几乎变成了医生给病人开完处方后，再向保险公司提出建议。”事前授权和使用管理是 BIO 瞄准的系统性问题，而总统正在“聚焦保险公司”。谈负担能力时，真正重要的是患者自付成本；患者“根本不知道标价、批发价、平均返利、PBM 分别意味着什么”。
Josh Schimmer 追问创新药的可负担性，Crowley 回应称，美国不必匹配中国的成本，只需大幅提升自身竞争力。他以 Amicus 为例：提交 IND 是可预见的工作，但之后却经历了“一年的高校合同谈判、彼此独立的 IRB”，以及一层层用“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来解释的历史遗留要求。他警告：“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不如干脆把生意交给中国。”他认为 Makary 团队可能很快发布指导意见，让进入临床的流程“更接近澳大利亚的做法”。
最令人担忧的情景是：不能把所有研发外包给中国，自己只保留制造、后期临床试验和市场——“短期内或许行得通”，但几十年后，“你会开始看到美国生物科技逐渐枯萎，而这种情况不能发生”。
Crowley 还认为，AI 可能成为降低成本、提升可预测性的杠杆，应用范围包括试验中心选择、患者筛选、数据解读和监管流程。

3. 让 FDA 重回正轨，以及 BIO 面向 Makary 的新投诉管道

Crowley 继续支持 Makary，但进一步解释了自己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是时候让 FDA 重回正轨”：诉求包括4项——人员配置稳定性、一致性、透明度和真正的现代化。FDA 人员规模较1.5年前减少20%；豁免招聘冻结后可招募1,000名科学审评员和检查员，目前约400份录用通知已经发出，但整个过程要经过联邦人事体系和培训，“是一项2年的工作”。他特别提到 CBER、细胞与基因疗法、罕见病、肿瘤和精神科领域的挫败感，并表示不喜欢“灵活性”这个词，因为它可能带来不一致。
BIO 的新平台将在本季度末推出：企业可以提交 FDA 的问题，从“高调的 CRL 一直到……一个很难应付的生物统计审评员”，可匿名也可实名；BIO 每30天按类别汇总一次，提交给 FDA 管理层，但不预设 FDA 已经犯错。Crowley 根据自己担任企业经营者时的经历解释说，过去想寻求救济，往往得有“Janet Woodcock 或 Peter Marks 的手机号码”，这种做法“既不可持续，可能也不公平”。
一位未具名的与谈人问 BIO 是否会筛选投诉。Crowley 表示，不会按重要性筛选，而是按类别汇总，再由 FDA 管理层决定优先处理什么。“我不知道这会有多大效果，但我们会在全年进行试点。”

4. AstraZeneca 以150亿美元投票，并为中国临床前肽资产支付溢价

Fazeli 提到这些消息时，英国首相 Sir Keir Starmer 正率团访问中国，GSK 和 AstraZeneca 高管也参与其中。AZ 承诺到2030年在中国投入150亿美元用于制造和研发，在美国则投入500亿美元。Fazeli 向 Crowley 提出的开放性问题是：考虑到成本差异，这150亿美元是否“相当于在美国投入约300亿美元”？
第3笔 CSPC 交易最引人注目：12亿美元首付款、数十亿美元生物里程碑付款——按 Fazeli 估算总额接近180亿美元——以及两位数版税，换取一条临床前长效肽管线的授权、开发和商业化权利。Fazeli 猜测，AZ 早先与 CSPC 达成的 AI 平台交易，是否发现了一些“促使他们希望深化合作”的东西。他的结论是：“这已经不便宜了。”
Crowley 不愿评论具体公司，但表示相信 Pascal Soriot 已经做过详细分析。他将问题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国不能投入更多？他们在中国看到了什么？”谈到英国时，他说自己9月参加贸易代表团期间，讨论了英国在未来10年成为欧洲第1、全球第2或第3大生物科技参与者的目标；但这必须以英国民众能够获得这些药物，以及创新能够获得更好价格为前提。

5. MFN、关税与 IRA 的药片惩罚：先筑防火墙，之后再修法

谈到持续决议案，Crowley 希望法案能在未来24小时内通过，避免政府停摆，并纳入 PBM 脱钩和透明度救济措施，以及恢复儿童优先审评项目。对于总统医疗政策单页中提出的 MFN 入法，他说：“我们认为这会非常糟糕，而且无法管理。”目前不存在具体立法文本，但 Crowley“有信心，本届国会会筑起防火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则认为这“高度可疑”。他称，若 MFN 入法，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现有交易都是量身定制、部分保密的，“没有人发布过8-K”。
关于关税，达成交易的16家公司同意以某种形式接受 MFN，并作出大规模在岸生产承诺，换取维持0%的药品关税。Section 232 调查已经完成并提交白宫，总统须在3月最后一周前采取行动。Crowley 预计 BIO 将争取可执行的豁免，尤其是本土化生产不具经济性的情况，包括生产量较小、材料独特以及某些治疗领域。
BIO 还质疑 CMMI 示范模型 GLOBE 和 GUARD 的合法性，意见征询期将于2月23日结束。Crowley 表示，白宫推动 MFN 入法，可能表明其意识到拟议模型很可能已经越权。
关于 IRA 对9片与13片药片的惩罚差异，Fazeli 提出的疑问是：小分子药更容易出现仿制药，生物制剂反而更难，“所以按理说，如果有区别，也应该反过来”。Crowley 没有给出明确承诺，只坦率地说：“无论如何，这就是糟糕的政策。”所谓“大而美法案”已经修复孤儿药治疗条款，但他表示，9片对13片的问题并非本届国会的立法优先事项；MFN 和关税才是 BIO 面临的更大攻防。

6. 麻疹与疫苗之争：“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Crowley 与本届政府最明显的分歧在疫苗问题上：他在细胞与基因疗法、罕见病领域与卫生部长存在共同立场，但“我们在疫苗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本月各州议会提出的疫苗相关法案超过200项，内容从试图禁止 mRNA 疫苗，到持续削弱儿童疫苗接种；BIO 已将疫苗、传染病和全球健康整合为一个卓越中心，直接向 Crowley 汇报。
他认为行业最终会胜出，依靠的是科学和数据，以及“归根结底，总统不是反疫苗人士。我认为他只是容忍到了某个程度”。如果麻疹继续沿当前路径发展，或者美国失去其特殊的全球疫苗接种地位，他认为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Fazeli 提醒，麻疹同样是英国、加拿大和瑞士的问题。在美国，疫苗犹豫不断加剧，又受到部分议员施压，而不是得到有效管理并被扭转。

7. 市场情绪、RevMed 的失败求爱与 Eikon 的 IPO 测试

Werber 在 TD Cowen 预览中表示，IBB 已回到2021年末的 COVID 时代高点；XBI 约为128，仍远低于2021年初约167的高点。在连续5年大幅跑输后，流入的泛行业资金认为，生物科技“去年表现不错，但才刚刚起步”。Skorney 的判断更冷静：在 JPM 大会后的平静期，情绪已经从“7分、7.5分”滑落至“6分、6.5分”。Schimmer 则反驳称，“现在是生物科技的黄金年代”，数十家私人公司正带着已经完成风险降级的概念验证项目排队等待 IPO 窗口；但面对新的政策逆风，这个行业仍然脆弱。
Revolution Medicines 的股价与并购预期剧烈反复：路透报道称 AbbVie 可能收购后，遭遇前所未有的当日否认；随后 FT 和《华尔街日报》称 Merck 可能收购；1月26日，《华尔街日报》又报道 Merck 已不再推进，因为双方无法就价格达成一致。Fazeli 从约300亿美元市值反推，要获得合理回报，市场截至2040年的累计共识收入约为“八百亿美元上下”；但这些遥远年份的估算基础薄弱，这一数字看起来也偏高。RevMed“并不需要这笔交易”：可能改变胰腺癌治疗格局的数据将在今年公布，公司手头有现金，必要时还可以通过与 Royalty Pharma 的交易获得更多资金。
Eikon 计划以16—18美元的价格区间融资约3.58亿美元，对应估值略低于10亿美元，可能成为继 Actys 之后今年第2家治疗药物 IPO。公司由 Roger Perlmutter 和 Roy Baynes 管理，背后投资方包括 Foresite、Lux 和 Soros。Fazeli 看好 ESMO 2025 上 IKE-1001——一款 TLR7/8 双重激动剂——的应答深度和瀑布图。他对 IKE-1001 没有脱离 Eikon 的药物开发平台感到“有点不爽”；Werber 补充说，PARP-1 抑制剂来自中国而非公司内部，数据仍处早期，且前列腺癌领域竞争激烈。投资者的门槛极其残酷：“生物科技 IPO 必须翻倍，才会被算作一笔好交易。”

8. ReGenix 的整合事件、Roche 的减重药读数与 Amgen 退出 OX40

Skorney 梳理称，在一个已经降低优先级的 Hurler 综合征项目中，患者接受脑内 RGX-111 注射4年后，常规 MRI 发现脑室内 CNS 肿瘤。肿瘤切除后，为判断因果关系进行的基因分析显示，AAV 载体整合在原癌基因 PLAG1 上游，并可能导致其过度表达。FDA 同时暂停了该项目和用于 Hunter 综合征的 RGX-121；后者已经延期的 PDUFA 日期就在下周，Skorney 认为暂停可能不会在此之前解除。这些 AAV9 构建体采用 CNS 启动子，并直接注射入脑。行业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数万名患者，这是否只是“纯粹的坏运气”——Zolgensma 相关脊髓肿瘤已有先例——还是这些构建体本身存在导致更高风险的特异性因素。随着 CBER 主任 Vanai Prasad 公开批评基因疗法在治疗指数上的灵活性，举证责任落在公司一方。
Fazeli 认为，Roche 收购的减重药数据在跨试验比较中看起来“即便对上 Lilly 的三重激动剂也具竞争力”，但 Roche 股价没有明显变动，Lilly 和 Novo 也没有真正下跌。他据此判断，“这里提升2%、那里提升2%”的竞赛正在退潮。如今的差异化因素是让患者持续用药、给药方案、副作用，以及“摆脱对肌肉这一问题的困扰”。
Werber 谈到 Amgen 退出 rocatinlimab：这不是 OX40 机制的终结，而是 Amgen 退出目前唯一一款 OX40 受体结合剂。整个类别的总体疗效并未击败 Dupixent，但在对 Dupixent 难治的特应性皮炎中确有活性；Amgen 的药物独有初始发热和罕见溃疡风险，而这笔五五分成交易可能拖累研发和盈利能力。
Skorney 补充了 Sanofi 项目的变数：他称那例 Kaposi 肉瘤“非常明确地很可能不是机制效应”，但也指出，Kaposi 肉瘤会发生在 OX40 缺陷或 HIV/AIDS 患者中，因此关闭这一机制可能导致该事件，并非完全出人意料。这一病例引发了新的问题，可能影响 Amgen 的投资决策，也可能最终促使药品标签加入警告或注意事项，从而限制使用。

ICE在明尼阿波利斯陷入混乱、Clawdbot接管、美元为何下跌 Vol.86 同一代技术，两个系统，181页PPT全记录AI行业的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