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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Karp谈AI为何会冲击中产阶级:不能让亿万富豪的财富膨胀100倍

·The 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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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题 AI对就业替代与劳动力冲击 专有小模型与通用大模型 专用AI与防务科技重塑 科技创始人特质与心智剖析 模型普及后人类还有何独特价值
本篇先锋 Alex Karp

摘要

  • Karp认为,硅谷已经打破了私人财富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契约。 一名路易斯安那州木匠30年来的生活可能几乎没有实质改善,而科技受益者的财富却增长到原来的100倍或200倍。Karp表示,AI实验室负责人谈论岗位被取代、民众将依赖富豪,而不是共享进步,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正当性危机,仿佛是在“构筑一个与你无关的梦想”(building a dream that you don’t belong to)。
  • Palantir面向企业的AI方案,将模型部署与专有数据保护结合起来。 Karp称,企业付费给LLM提供商,让其用专有信息训练模型,却担心这些模型最终会与自己竞争;他特别提到,企业对Anthropic怨气很大。他把Palantir的本体框架称为“超额收益创造器”和“保护层”:既让模型输出产生价值,也保留机构对数据与业务的控制权。
  • Karp为依法授权的监控辩护,同时主张立法禁止战场AI在国内使用。 他区分了依法授权与未经授权的监控,包括搜查令到期后数据是否会被清除;他称Palantir阻止了数百起恐怖袭击。Isaacson仍未释怀的问题是:这套理性辩护是否充分回应了公众对监控国家的恐惧。
  • Karp预计AI会带来更多或质量更高的职业技能岗位,但也会扩大财富不平等。 即便工资增幅达到通胀率的2倍,也很难追上科技受益者财富增长到原来的10倍、20倍或50倍。他支持加税,但前提是每增加1单位税收,先找出0.5单位政府浪费;他反对财富税,认为这可能损害美国科技业、瓦解社会共识并扩大监控。
  • Palantir创立之初的押注,是先投入约3年、不求营收,同时构建安全与公民自由保障。 节目开场将Palantir称为一家市值4000亿美元的巨头;Karp把公司的崛起归功于一个局外人拒绝遵循传统软件经济学。按他的说法,阅读障碍让自己不那么“被更广泛的文化殖民”。
  • Karp认为,国家使命感与民众可感知的日常利益息息相关,而这两者都在硅谷的孤岛文化中缺位。 他回忆硅谷起源于大学、政府与资本的结合,并认为对手无论如何都会开发AI,因此军事力量不可或缺。他最终落脚于智力之外的人之价值:当机器的认知能力超越人类,权利必须保护仍然“富有艺术性、独特、具体而特别”的部分。

精读

1. Palantir的创立模式要求打破软件行业常规

  • Karp认为,自己的局外人视角部分源于家庭不稳定和阅读障碍;直到大约6年前,他一直隐瞒这一点。他把阅读障碍定义为自己与语言书面分类体系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他不愿把它包装成一种整齐划一的优势——“当然,谁都宁愿自己没有阅读障碍”——但他认为,阅读过程中的转译让自己较少“被更广泛的文化殖民”,也更能直面问题本身。
  • 这种视角落在创业上的体现是:Peter Thiel想把PayPal的欺诈检测方法引入情报领域。Karp做出了一项非传统押注:先投入约3年开发,不求营收,同时服务两个目标——“阻止恐怖袭击,保护公民自由”。他称Palantir的反恐产品阻止了数百起袭击、改变了欧洲历史,后来也成为乌克兰防务的关键。他批评传统软件优先打造简单、容易让人上瘾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旦普及就很难被移除,却未必创造多少价值。
  • Karp读到博士论文一半时,就认定学术界“不是我的路”:“我得去做点东西。”他认为,Jobs、Musk这类建设者兼具局外人身份、审美、人文素养和商业判断力。美国能吸引主动选择移民的人,有助于孕育这种组合。
  • Karp认为,第一修正案和第二修正案都很激进,但若没有第四修正案对隐私的保护,仍然不够;隐私保护了人形成并发展思想的能力。他还把持有武器的权利视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而不只是自卫问题。“我们的宪法是为建设者而设的。”他仍是个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并批评左右两派的海德格尔式政治,包括一些自称进步、在他看来却推行倒退式社群主义政策的运动。

2. 监控保障必须内置于软件

  • Isaacson的质疑很具体:如果系统记录了他在新奥尔良街头行走,会发生什么?Karp区分依法授权与未经授权的监控。他提出的技术检验标准是搜查令到期后如何处理数据:他说,Palantir的产品可以只在搜查令有效期间保留数据,授权终止后便将其清除。他还称,只有Palantir的产品能在使用AI的同时保护这些权利。
  • Karp提到欧洲利用相关系统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和恐怖网络,并称Palantir阻止了“数百起恐怖袭击”,其中许多发生在欧洲。他的反事实判断毫不含糊:如果这些袭击得逞,欧洲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极左或极右法西斯主义。他估计,90%的社会支持相关执法工作;拒绝开展这类工作,可能招致法西斯主义反扑,到那时“你会时时刻刻被追踪”。
  • Isaacson指出,学生接受Google什么都知道,却害怕政府掌握信息。Karp认同他们对政府获取信息的担忧,但认为他们低估了平台对那些自以为独立的观点的塑造能力。他肯定欧洲同时关注商业和政府层面的隐私;在他看来,掌握数据的公司可以“强烈影响你的想法”。
  • AI是一种既可向善、也可作恶的“原材料”。Karp承认,如果不加以抵制,数据收集和AI“确实可能、而且必将”侵蚀个人自主性。他主张立法禁止战场AI在国内使用,同时坚持必须继续发展军事技术,因为对手也在开发AI。在他看来,削弱军力来实现和平是幻想。

3. AI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必须改善劳动者生活

  • Karp预计AI会创造更多或质量更高的工作,尤其是技能型劳动者的岗位,并需要配套再培训。但即便工资增幅达到通胀率的2倍,也很难追上受益者财富增长到原来的10倍、20倍或50倍。Isaacson以1890年代为例追问:当年的技术繁荣同样让财富集中,为什么不把更多资源投入公共领域?Karp认同必须采取行动。
  • Karp先提出征收50%的遗产税,随后举例说现在可以征收25%,前提是先找出政府浪费;访谈没有说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他更明确的一般原则是:每增加1单位税收,就要找出0.5单位浪费。他将亿万富豪财富增长100倍、而其他人只增加5%的不公平,与改善穷人生活这一独立任务区分开来;政策必须同时应对两者。
  • Isaacson暂且把财富评估视为不切实际,Karp则反驳说:“有了AI,这并非不切实际。”AI可以推断一个人拥有什么、价值多少;这恰恰也是他反对扩大监控的理由。他认为财富税未必能帮助穷人,可能瓦解社会共识,也会损害科技文化,因为财富缺乏流动性。他支持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多缴税,但前提是再分配能保住美国科技业、不扩大监控,并切实让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受益。

4. 专有数据是企业AI主权之争的核心

  • Karp称,企业正在为LLM产品支付高额费用,而提供商却用企业的专有数据训练模型。他说,企业担心这些数据会帮助模型开发出与自己竞争的产品;据他所说,企业尤其对Anthropic不满,但他也替Dario辩护,称客户把他描绘成坏人的说法并不公平:“他又不是维达爵爷。”Isaacson把这种安排比作管理咨询,Karp回应说:“规模是500万倍。”
  • Karp称,Palantir的应对方式包括让合作关系利益一致、就合同以及开源与闭源模型提供指导,再加上一套本体框架——让原始输入获得实际用途的语境体系。他把它称为“超额收益创造器”和“保护层”。主权问题也适用于军事客户:战争部、乌克兰和以色列拥有自己的数据集与战场方法;他认为这些内容不应被其他任何人理解。

5. 硅谷失去了财富与国家使命感之间的联系

  • Isaacson质疑科技公司不愿为国防部门服务,并指出硅谷起源于军事领域。Karp认同这种批评,称硅谷最初是斯坦福、政府与风险资本结合的产物。他说,美国军方是唯一一个被绝大多数民众视为毋庸置疑地崇高的机构;他也称,Elon、Palantir及Palantir的校友帮助重塑了政府在国防相关工作上的吸引力。
  • Karp认为,过去社会容忍财富,是因为财富同时创造了公共价值。他承认消费和广告业务确实创造价值,但一名路易斯安那州木匠30年来的生活可能几乎没有改善,其他人的财富却增长到原来的100倍或200倍。他还认为,风险投资获得100倍或1000倍回报,才能为Palantir这样的异类企业提供资金。
  • AI就像“给这一切的每个环节都浇上汽油”。Karp批评AI实验室负责人对外传递这样的信息:劳动者会失业,之后只能依赖富有的创始人。Isaacson指出,有两项承诺已经落空: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好,以及实现国家抱负。Karp把两者联系起来:共同使命需要让人今天和明天都能感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构筑一个与你无关的梦想”。

6. 即使机器超越人类智能,人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 Karp承认,公众对政府不信任有其合理原因:科技可能侵蚀权利,新冠疫情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出了问题,国家使命感薄弱,成功精英也显得与大众脱节。他对传统右翼的纠偏十分明确:资本主义“胜过其他选择”,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所说的负面外部性包括财富分化扭曲政治权力,甚至让人的生命价值随净资产而变化,例如法律赔偿金额会因财富不同而有差异。
  • Isaacson问,当机器的认知能力超越人类后,什么还能让人类与众不同?Karp援引不以认知表现为基础的权利。他认为,美国的宪政传统保护一种富有艺术性、独特而具体的人类精神。他称这种制度安排“为这个国家所独有”,并把维护它与对开放移民持怀疑态度联系起来。
  • Isaacson在结尾保留了分歧。他认为Karp真诚地希望科技服务共和国,但仍不确定,一个如此理性、又如此能接受艰难权衡的人,是否充分理解公众对监控国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