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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正在成为一场区域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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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正在成为一场区域竞赛

摘要

  • AI主权已经从“是否采用”的争论,转向“自建还是外购”的决策。 Anjney Midha认为,已有数十亿人使用AI,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选择,无法再讨论是否拥抱AI。主持人将未来24个月各民族国家的相关支出称为可能“单笔最大的采购决策”。
  • 较小国家不需要掌握完整的AI全栈,但必须选择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Midha将世界划分为前沿“超算中心”和“算力荒漠”;通过合资,国家可以获得基础设施独立性,而不必实现全面自有。由于训练数据会嵌入文化规范,对齐也意味着要判断“谁的价值观与你更接近”。
  • Midha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算力、能源、数据和监管这4项要素。 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用自身比较优势换取缺失能力,例如中东的能源可以吸引模型实验室和技术人才。共同训练的模型,可能让各国“摆脱自己不认同的价值体系,同时实现联合独立”。
  • 真正的主权意味着控制关键依赖,而不是复制每一层能力。 ASML约2亿美元的光刻机说明了这一限制:美国重建这项能力可能需要“10多年”,而训练本土前沿模型可能只需数月到几个季度——前提是一个国家能找到全球少数具备能力的研究团队。
  • Midha认为,美国的数据、能源和推理责任政策是关键风险,同时表示私人算力市场目前表现不错。 他估计,2024年美国各州层面出现了700多项AI立法,形成不断变化的拼图,让企业甚至无法判断“自己到底该遵守什么”。他还认为,核能开发受限,以及让模型开发者为下游滥用承担责任的提案,可能把创业公司推向海外,并进一步巩固大科技公司的地位。
  • 最强的信号来自主权GPU订单和具备技术可信度的创始人。 各国政府在交付前12—36个月就开始订购NVIDIA GPU,因为数据中心正成为“主权新的原子单位”。Midha正在关注那些拥有前沿模型经验、愿意为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深度技术型创始人,例如创办Mistral AI的Arthur Mensch,以及在Meta主导最初Llama系列的Guillaume Lample;这一角色的影响力可能“具有相当长远的一代人意义”。

精读

1. AI普及后,主权问题变成自建还是外购

  • Midha将AI视为大约20—22项通用技术之一,与电力和印刷术并列:它是一种横向放大器,而异常迅速的扩散意味着“我们早已过了‘要不要拥抱它’的阶段”。
  • 主持人用企业作类比,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决策:企业可以自建、租用或购买基础设施,超过190个国家面对的也是同一个选择。主持人认为,未来24个月各民族国家的采购可能成为“单笔最大的采购决策”。

2. 较小国家可以与超算中心结盟,而不是继续留在算力荒漠

  • Midha把能够训练、构建和托管前沿模型的国家称为“超算中心”,把缺乏有意义的在役算力的国家称为“算力荒漠”。他的历史参照是电气化早期:当时较小国家通过与前沿伙伴成立合资企业来推进发展。
  • 与电力不同,AI会编码价值观,因为训练数据携带着当地规范:在美国互联网数据上训练的模型会“总体上带有美国色彩”,而法国数据则会产生更细微、反映法国规范的价值取向。因此,AI可能会重演互联网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化。
  • Midha还把货币当作先例:缺乏本地资源、无法维持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曾围绕现代货币体系展开合作;新加坡、爱尔兰、卢森堡和苏黎世等较小经济体,则通过与权力中心对齐,成为金融“流量节点”。较小国家在选择兼容的超算中心后,也可以在AI领域扮演同样的角色。

3. 比较优势比全面拥有更重要

  • Midha说,真正重要的有4项要素:算力、充足且低成本的能源、高质量数据Token,以及监管。它们分布不均,反而为联盟创造了机会;一个中东国家可能没有大型数据中心,却可以利用能源储备吸引顶尖团队、企业和基础模型实验室。
  • 他看好盟友关系,包括与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合作,并表示共同训练的模型可以让国家在AI栈的某一部分建立优势,同时摆脱自己不信任的价值体系。
  • Midha反对把主权定义为“对全栈每一部分拥有100%的所有权”。ASML约2亿美元的精密光刻机说明了原因:美国复现EUV能力可能需要10多年,而建设并训练一个本土前沿模型可能只需数月到几个季度——前提是能找到全球少数具备能力的研究团队。独立性的真正含义,是避免依赖由不信任对象提供的关键环节。

4. 政府能否接入私人AI,仍是战略分水岭

  • 主持人询问,美国主权是否可以直接交给Anthropic或OpenAI。Midha表示,在一些国家,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边界非常清晰,在另一些国家则相当模糊;他将美国与中国2017年《国家情报法》作对比,称该法要求中国个人和实体支持国家情报工作。
  • 在美国及大多数盟友国家,私人技术通常受到保护,但双重用途技术或涉密国防技术等受管制领域除外,尤其是由国防项目出资开发的技术。Midha表示,Five Eyes通常采用联合框架对这类基础设施进行分类,但AI模型总体上尚未被归类为双重用途技术,也未被纳入国家安全保护范围。
  • 主持人认为,减少官僚流程拖延、释放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历来都是保持领先的关键。

5. 美国的政策瓶颈可能浪费其算力优势

  • Midha认为,美国私人市场正在满足算力需求,但数据政策“异常棘手”。他把拜登行政命令描述为发令枪:命令发出后,各州开始自行行动;他表示,2024年美国各州层面出现了700多项AI立法,但联邦层面仍没有统一的训练数据框架。
  • 他认为,只要规则清晰,前沿模型创始人会接受符合监管要求的美国制度;他们不愿面对50套不断变化、且有时根本无法执行的体系。他还指出,现实中的数据壁垒,以及政府对跨境合作支持不足,都限制了盟友地区之间的数据流通。
  • 能源是另一个弱点:法国20年前拥抱核能,使其具备建设极高能效数据中心的条件,而美国“亲手让自己失去了优势”。如果要求开发者为他人滥用推理输出承担责任,也可能把创业公司推向其他地区,削弱它们对抗大科技公司的能力,并进一步巩固既有巨头。

6. 主权GPU订单和技术型创始人是领先指标

  • Midha称数据中心是“主权新的原子单位”,AI供应链的第一公里就从这里开始。他指出,政府资产负债表正在产生前所未有规模的NVIDIA采购订单,各国把订单排到了交付前12—36个月:“如果排不到队伍前面,一切就结束了。”
  • 他还关注那些拥有学术或深度研究背景、已经主导过前沿模型开发的深度技术型创始人,其中许多人此前在超大规模云厂商的实验室工作。代表人物包括创办Mistral AI的Arthur Mensch,以及在Meta主导最初Llama系列的Guillaume Lample。
  • Midha认为,一类新的创始人正在出现:他们愿意解决大型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复杂基础设施问题;只要具备必要的“胆量”,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具有相当长远的一代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