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pify CEO谈AI如何成为大规模裁员的替罪羊，以及加拿大的“特朗普妄想症”

摘要

• Shopify CEO Tobi Lütke认为，今天的裁员源于疫情期间过度招聘，而不是AI。 “AI会被拿来归咎于一切……它是完美的吉拉尔式替罪羊，因为它无法反击。”他自己的规划则把真正的判断说得很清楚：Shopify目前约有7,500–8,000名员工，5年后“我真正希望的仍是7,500到8,000人——但生产力达到100倍水平”。
• 代理式AI的拐点被他定在12月和Opus。 Shopify“超过50%的代码”由AI生成，而且“还在转向更高比例……我们很多最优秀的工程师今年都没写过代码。12月改变了一切，Opus改变了一切。”名为River的AI生活在Slack里，“负责Shopify工程工作中荒谬之多的一部分”，并在公开频道中接受指挥。
• Lütke公开推翻了自己此前的判断。 他原以为没有行业先验、原生使用AI的毕业生会占上风，但实际胜出的是资深工程师，因为“所有工程师都严重低估了引导的重要性”——引导本身就是高层次编程。值得关注的新角色是context engineering（上下文工程），这是他帮助普及的说法；他认为，这条上升路径最终会吞并专业化的产品、设计和工程岗位。
• Shopify自身市场的看多逻辑，是一个“创业黄金时代”。 他认为创业“绝对是最抗AI的工作，也是最受益于AI的工作——想想这两点的组合”。当“充当你联合创始人的得力AI助手会直接告诉你”时，原有先验将不再重要。
• 他在财富与慈善问题上刻意采取反主流立场。 “一个实体拥有的财富越多，就越应该接受审视”——捐赠者也不例外。“捐钱如果没有带来正确的结果，就谈不上美德……我们的慈善资金太多了。”非营利组织选择退出“地球上发明过的最佳适应度函数机制”。Stebbings强烈反驳，认为这种审视会扼杀捐赠；Lütke没有让步。
• 政府“极其不擅长自己做的事”。 任何被政府接管的事情“成本都会变成10倍”。欧洲的解决方案应从“摆脱气候邪教”开始；国家的职责是设计具有良好正外部性的游戏，然后退出——基础设施和将暴力外包给国家是例外。
• 加拿大患有“令人震惊的特朗普妄想症”。 超过60%的人认为美国比俄罗斯或中国更具风险，他直言这是错的。加拿大历史上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是“通过帮助美国获胜来获胜”；与此同时，应“他妈的把管道建起来”，发展矿山和炼化，因为加拿大“本应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
• 中国因素不容忽视。 给AI设置儿童年龄门槛不会阻止使用——“他们会下载中国模型，你永远、永远不会再看到一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高中作文。”中国模型携带集体主义世界观，而“所有政治都只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精读

1. 创业者“本质上都是疯子”——长期视角才是全部优势

• Stebbings先提出自己的二分法：害怕失败，还是渴望胜利。Lütke的回答“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他还在摸索真正答案，但核心观点是：害怕失败的人和害怕胜利的人，“显然都会以更短期的视角看待事情”。更长的视角会改变你面对几乎每个挑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框架，因为培养人才、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他们所产生的更多复利，最终都会沉淀到你正在建设的事业里。
• 他对领导力进行了祛魅：“世界真的需要明白，创业公司的人本质上都是疯子……人们以为优秀领导力应有的所有美学，都来自电影。”读一读IBM的Watson传记：“你觉得现在商业界有暴君？没有。你根本不知道过去这些事情是怎么运转的。”
• “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让其他人拥有我希望自己能做的工作。”他并不想当CEO，但后来发现自己必须成为CEO，因为产品需求和公司需求之间“极其分歧”，直到你采取3年视角。经营一家产品公司就是一场“每日棉花糖测试”，长期主义意味着“愿意接受一段时间的糟糕数字”。

2. 8型人格会被“合谋排斥”——后乔布斯时代的创始人实验

• 他的九型人格分类法——他开玩笑说要用2019年前的测试，因为后来“变得政治正确了”——显示，20年的高管大多是成就型，另有少数喜欢深挖细节的5号，通常在CFO岗位。Lütke是8号：会说“这就是垃圾，怎么包装都改变不了事实”。8号“对其他人的职业生涯都很危险”，他们得不到晋升，选择离开，然后创办公司。
• 从“苹果请乔布斯回归”以来，这场实验一直在进行：董事会给创始人更长的任期，相当于把“一个没人能摆脱、只会把胡扯称为胡扯的人”装进公司——事实证明，这“对公司真的非常、非常好”。Shopify的8号人格比例“高得惊人”，因为“我确实很主动地寻找他们”。
• 他的领导力物理学：如今他不用“混乱”，而改用“温度”来描述——“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放热体，必须成为公司的热源……在室温下很难锻造出任何新东西。”他只把时间花在出问题的地方，并在Obsidian里保存受他尊敬之人的善意话语，把它当成应对数周持续坏消息的“激励管道”。
• 谈到犯错，他异常坦率：“我犯错的次数，超过绝大多数人一生会犯错的次数……我会做出可证伪的陈述，因为我希望别人证伪它们。”他最公开的一次失误，是在AI变强之前全面押注物流和仓储。他曾说最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如今改口：“我可能确实判断错了，也许就该承认这一点。那次很糟，因为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3. IPO定价机制：银行家的客户是簿记里的投资者，不是你

• 他的信任排序是：值得信任的上市公司 > 值得信任的私营公司 > 不值得信任的私营公司 > 不值得信任的上市公司。创始人往往会逃避上市带来的信任折价——“这很有意思，因为最终要到达最好的位置，其实就必须经历这一步”。Shopify在2015年上市时营收约2亿美元，正是为了“让那些押注我们的公开市场投资者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现在他们信任我们”。Collisons的1,500亿美元身价“并不是你该效仿的好参照，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是他们”。
• 在80层楼的定价会议上，银行家的客户“其实是簿记里的投资者……他们的工作，是给簿记中的所有人拿到尽可能便宜的交易——只是这一点被巧妙地遮蔽了”。他事先研究过银行家的薪酬机制，于是告诉他们：“我的受托责任从T-minus 10开始。”他顶着全场把价格定在区间之上；首笔交易仍上涨了约10美元——“市场是出色的分布式大脑，它会告诉你真实价格是什么”。公司上市时市值约16.7亿美元，此后某些时点“上涨了100倍”；当年带他上市的银行家，如今是他的CFO。
• 他已经“23天没看过”股票代码，可能实际更久。“股票代码只是其他人用来交易的游戏……我研究的是公司的公平市场价值。”他认为最错误的一次，是疫情初期股票代码上涨了“很多——大概超过100%”时；“我们不可能在那一刻突然聪明了100%”。他还讲了一个金矿CEO的故事：当产品没有差异化时，“技术本身就是投资者关系”——魅力可以把估值倍数往上推，让你买下其他矿山。

4. 裁员源于疫情期间过度招聘——“AI是完美的吉拉尔式替罪羊”

• Shopify目前约有7,500–8,000人。5年后，“我真正希望的仍是7,500到8,000人——但生产力达到100倍水平”。人数持平不等于收缩；真正的失败是“受机会限制”，而Shopify让创业更普遍的使命，仍有大量空间可以拓展。
•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AI裁员。那只是一些真正动作迟缓的公司，如今才开始纠正过度招聘。AI会被拿来归咎于一切——它是完美的吉拉尔式替罪羊。”与此同时，他说，自己的行业“多年来一直在对所有人进行AI恐惧的煤气灯操纵，而科幻作品在此之前已经做了60年”。
• Stebbings反驳这种乌托邦式视角：Claude已经能很好地处理执行导向的任务。Lütke回应：“所有那些工作只是替别人完成任务的人，都没有好工作。成为一个自动化任务队列，并不是一份好工作。”购买力“会疯狂上升”，产品会变得极其便宜，人们也会获得更多选择。
• 他愿意押注的结果是：“创业黄金时代——绝对是最抗AI的工作，也是最受益于AI的工作。想想这两点的组合。”原有先验将不再重要：当“充当你联合创始人的得力AI助手会直接告诉你”时，你不再需要家族企业背景。

5. 人类极其擅长发明工作：F1、终端与绅士程序员

• Stebbings给出的数据被Lütke称为一个精彩的起点：今天收入最高的10种工作中，有8种在20年前还不存在——“10年后会这样，再过10年也会这样”。
• 他最喜欢的例子是一级方程式：Mercedes有800人负责打造一台发动机，每家制造商都一样；他们“生活在工业机械工程永恒的黄金时代”，每个周末都接受成绩检验。“这是一项以规则手册命名的运动……这是我们凭空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存在让所有人的生活更丰富。”Stebbings补充了叙事的一面：《Drive to Survive》拯救了一项正在衰败的运动——规则手册加上 spectacle，创造出没人预先估算到的价值。
• Ghostty可能会有类似的故事：一位创始人卖掉公司后，“亲手打造了一款他认为必须存在、且工艺完美的软件”——这款终端应用被Lütke同时运行15个实例，用来“告诉我的clankers该在Shopify构建什么”，而他在电话会议上处理法律必需事项。他更大的判断是：“软件过去太昂贵，这让整个世界变得非常贫瘠。”
• 他把底层经济学讲清楚，是因为“至少一半人完全搞不懂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增长不会创造财富；“增长是把资源中的财富带入经济体”，公司则把无限的假设价值收拢成真实产品，让人们用金钱投票。

6. 用财富造成的结果来审视财富——别再把愤怒归错对象

• 对美国仇富情绪，他认为这股情绪“可能正处于高水位，但仍然低到足以自我修复”。他的真实立场是：“一个实体，甚至一个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资源越多，就越应该接受审视。”真正失灵的是：判断谁在增加社会价值、谁没有增加价值的过程“完全坏掉了；它被那些彻底不怀好意的人掌控”，尤其是国家控制、扭曲事实的媒体。
• 关于Elon的讨论就是一个例证：那天早上他没有碰方向盘，Model Y“相较汽车行业的常规产品，价格极其亲民”，车后备厢里还有Starlink——Elon是“一个人的发动机”，实现了巨大的价值，只拿走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当你查看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名单时，他们全部都创造过某种东西，这难道不酷吗？”
• 对“他们一定是偷来的”这种叙事，他的回答是：“靠偷窃不可能赚到10亿美元”——但随即补充，“也许可以，也许确实存在一些例外”。通过创办公司积累财富的人创造了产品，并得到消费者的投票认可；这其实是最民主的存在，远比任何选举民主。Lütke拥有Shopify 6%的股份，94%属于其他人，约1,000万人日常依靠Shopify工作。继承或离婚所得的财富则是另一回事：“你是财富的托管人，需要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它。”

7. “我们的慈善资金太多了”——本期最激烈的冲突

• Stebbings回忆，Jeff Bezos的妻子曾因低效地捐出一大笔钱而遭到批评——“我的天”。Lütke面无表情地回应：“这才是好事。这正是我希望更多出现的情况。”他的原则是：捐钱如果没有带来正确的结果，即使听起来很好，也不算美德；必须停止让听起来正确的事情免于审视。
• 其机制是：每一美元的支出都是一张选票——“真正的民主，发生在分布式资本配置之中”。非营利组织宣布退出“地球上发明过的最佳适应度函数机制——也是唯一一种曾大规模让人摆脱贫困的机制”，转而用“个人的号召力”替代“组织的能力”，吸引来的是“最会耍滑头的人”，而不是建设者。
• Stebbings的反驳值得保留：他没有时间对每个组织做尽调，所以这种审视会“让所有捐赠都停下来，原本能拿到钱的好组织也拿不到”。Lütke坚持原立场：“你给我找出好组织——它们拿到了很多钱。相信我，钱正在被这些体系里的坏人攫取。”他甚至预先回应常见反驳：Carnegie的图书馆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但确实非常成功”。
• 这条思想脉络很可能来自Thomas Sowell，他引用后者的遗憾：社会在过去50年里一直在“用听起来好的东西替代真正有效的东西”。他还用裙带关系做压力测试——试图找出其可取之处，最后得出“没有”——但裙带关系“可能比某些疯狂的东西更好”，例如按交叉性定制的学术招聘启事，因为作为黄金标准的双盲择优，已经极其罕见。

8. 政府的成本是10倍——定义游戏，然后退出

• 相比Adam Smith和自由放任主义，他更支持Friedrich List和普鲁士学派：政府的职责是“定义以社会繁荣为正外部性的游戏”，然后彻底退出，让竞争完成其余工作。因为“政府极其不擅长自己做的事……一旦政府接管任何事情，成本就会变成10倍”。如果宣布开设国营杂货店，“就会有几百个像我这样的人不得不去创办公司，弥补这一刻凭空蒸发的财富”。
• 他承认两种例外：把暴力外包给国家——“人类做过的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因为它让私人财产成为可能，而私人财产是他所谈论的一切的基础；以及基础设施，它在社会价值上“可能是存在过的最赚钱的东西”（老机场“正在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利润”），但即使是长期经营的企业也无法建设，因为时间尺度不匹配。
• 如果他担任“欧洲总统”：“你首先得摆脱气候邪教”——绿色政党建立在反核神话之上，工厂会因为周边某条小溪里曾经有青蛙繁殖而被阻止。接着定义优秀的内部市场游戏——增长“没有速度上限”——之后再讨论如何用财富塑造经济。另一个机制是：进入本地社区的1美元会通过工资支出“循环7次”，这正是本地企业重要的原因。

9. 加拿大的“特朗普妄想症”——以及天安门作文的警告

• 加拿大“拥有地球上未来20年里我们做任何事情所需的全部资源……加拿大本应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纯粹是一个选择。它只需要愿意建设一些矿山——但不知为何这件事存在争议。”加拿大人“过度适应于友善”，结果反而“导致不友善的谎言”——通过隐瞒事实，让人以为一切都还好。
• 谈到Carney，他说：“这是我听过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但我不认为它完整、可信地反映了地面现实。”如今超过60%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比俄罗斯或中国更具风险——“当然是错的”。加拿大历史上“唯一的胜利策略是：通过帮助美国获胜来获胜”。他赞成所有多元化动作——“欧洲，完美；亚洲，走起”——但“我真的不认为我们需要做选择”：“他妈的把管道建起来”，在国内完成炼化。因为从海狸皮运到伦敦、再以帽子形式运回来开始，加拿大的故事一直是“我们拿到资源，别人赚走钱”（除了Canada Goose、Lululemon、Shopify之外，举一个加拿大终端产品）。
• 对Stebbings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资助的开源模型正悄悄支撑美国大量初创公司，Lütke认为中国威胁“既被低估，也被高估”。更大的危险是政府对AI设置年龄门槛：孩子不会停止使用，“他们会下载中国模型，你永远、永远不会再看到一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高中作文”。中国模型，尤其切换成中文后，携带“非常集体主义的世界观”——“所有政治都只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其他一切都是人们用来制造烟幕的东西”。
• 关于社交媒体和孩子，他给出的回答是真诚的非回答：“非常巧，我的孩子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没有手机，从没提出过要求；家里甚至流传着一个玩笑：拿到手机就会失去PC。但他也特别指出自己有3个男孩——这是一个他主动标注的数据点，因为他认为社交媒体对其他人的影响“非常不同”。

10. “12月改变了一切。Opus改变了一切。”

• 数据是：“超过50%的合理比例”Shopify代码由AI生成，“还在转向更高比例……从12月开始，我们很多最优秀的工程师今年都没写过代码。12月改变了一切。Opus改变了一切。”
• River是一种“生活在Slack里的”AI，“负责Shopify工程工作中荒谬之多的一部分”，在公开频道接受指挥，让“每个人都从每个人那里学习”。这个单体代码库叫World——“河流塑造世界……我们先把她造出来，再问她想叫什么。River是她自己命名的。”这有点疯狂。
• 他明确表示自己改变了看法：原本以为没有行业先验、原生使用AI的毕业生会靠重新发明一切胜出。事实错了——“所有工程师都严重低估了引导的重要性……这就是高层次的编程”，资深工程师凭借经验“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不可思议的工作”。即便如此，一名13岁的Waterloo实习生也“非常厉害——简直难以置信”，他的母亲正在听Lütke授课。即将出现的角色是上下文工程，或一条协调智能行动者的“产品构建者”上升路径；有工程管理经验的人尤其擅长，因为“早在Claude Code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提示智能代理很久了”。
• 这门手艺会像机械表一样存续——机械表“卖得比以往更多；增长不是替代，而是叠加”。他的个人优势来自德国工程学派：先设计数据如何在磁盘上持久化，然后“其他一切都可以在上面进行vibe code……也许未来几个月这一点会改变”。他最愿意号召大家遵循的建议是：“你完全可以直接去做……行动会带来信息”，但硬约束是不能让任何人受害；在零和环境里不要做实验，而要“想办法获得正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