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t Wilson:WashU捐赠基金从80亿美元到190亿美元
本篇先锋
Scott Wilson
摘要
- WashU管理的资产从不到80亿美元增至不到200亿美元,Wilson称,策略核心是加码押注管理人最看好的公司。 他表示,9年来投资利润达170亿美元,向大学支付约50亿美元;若没有直接投资和共同投资,业绩大致只能达到同业平均水平。他的打法是找到独特机会,然后“加倍、再加倍、继续加码”(“double, triple, quadruple down on it”)。
- 流动性需求限制了Wilson对私募投资的偏好。 年度支出约为5%;当一半资产具备流动性时,这相当于消耗流动资产的10%。如果没有这项支出义务,他可能会把私募配置目标定在70%–80%。过去10年,私募投资年化复合回报处于20%出头至20%中段,公开股票约为10%;但目前实现的私募收益正回流公开市场。
- SpaceX一度占组合超过20%,是有意让赢家继续复利增长的决策。 董事会支持和延续基金让WashU得以持有这笔仓位直至IPO。Wilson最大的遗憾恰好相反:因为价格上涨或仓位变大而没有继续加码赢家,他称这个错误让WashU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 WashU的模式更看重能接触公司的小型管理人,而非资金充裕的大型基金。 Wilson宁愿每18个月投一只10亿美元基金,也不愿每3年投一只100亿美元基金:支票变大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入场估值,增加投资数量则会稀释筛选质量。Stebbings以Thrive投中OpenAI和Cursor反驳;Wilson承认,万亿美元级的投资结果让大型基金也有可能获得可观回报,但质疑AI资本开支的长期回报。
- Wilson认为,私募市场估值溢价才是分配疲弱的原因,而非IPO市场缺席。 他表示:“按私募市场给出的估值,你没法上市。”他认为Anthropic在私募市场可能以超过2万亿美元的估值融资,但不确定公开市场投资者是否愿意支付同样的价格;WashU正把流动性资金重新配置到它认为相对不受、甚至免受AI冲击的公开市场公司。
- 模型之间可以互换,让Wilson对AI最终能形成多大的利润池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如果接口相同,用户可能在99%的任务中分不出排名前5的模型,而更便宜的替代品也会削弱付费意愿。尽管如此,WashU仍通过更广泛的管理人基金持有Anthropic敞口;Wilson预计行业会洗牌,但表示:“我不知道时间表是什么。”
- 在Wilson看来,欧洲和中国都有选择性投资机会,尤其是价格低估企业价值的领域。 他发现,一些欧洲公司的估值对应较低的盈利倍数,但在美国可能获得较高的营收倍数:“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对中国,他愿意有选择地承担地缘政治风险,偏好能够回馈资本、在政治视野之外运营或获得政治支持的公司。
精读
1. WashU重整投资组合,先大幅退出,再集中加码
- Wilson把自己在Grinnell使用的外部管理人、直接投资和共同投资组合带到WashU:先找到优秀的合作伙伴,再对出色机会“加倍、再加倍、继续加码”。9年来,他称以不到80亿美元的初始资产实现了约170亿美元利润,同时向大学支付约50亿美元;目前管理资产不到200亿美元。
- Stebbings开场称WashU上任第一周就以75%的折价大甩卖,Wilson随即纠正:经过数月准备,他提交了超过一半组合的赎回申请。最终在18个月内,组合换手率超过75%,其中包括私募二级交易;36或37只对冲基金全部退出。董事会希望3年内看到改善,但重整捐赠基金就像“让一艘航空母舰掉头”。
- Wilson称,业绩差异来自直接敞口:若没有直接投资和共同投资,WashU的表现大致只能达到同业平均水平;有了这些投资,过去10年业绩“位居前列,甚至可能是最前列”。他不认同Stebbings所说这只是证明WashU更会挑公司:机会早已由值得信赖的管理人发现。
2. 支出义务限制了私募市场配置空间
- Wilson认为,持有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资产,在10–20年的经济效果上差别不大;估值更新频率不应决定投资价值。Stebbings反驳称,基金存续期长达12–15年,流动性本质上不同。Wilson认同流动性决定了大约50/50的配置目标,但认为Stripe上市不该突然改变其经济属性。财年末,私募资产一度占到70%,随后大量仓位转为流动资产。
- 约束来自一笔账:年度支出约为5%,按滚动5年平均平滑后计算;当只有50%的资产具备流动性时,这意味着每年要从流动资产中拿出10%。私募投资何时变现无法精准配合支出需求。如果没有支出义务,Wilson可能会把私募配置目标定在70%–80%;如果能改一项政策,他大概会把分配周期拉长。
- 他的偏好来自投资经验,而非一条固定的配置规则:过去10年,私募投资年化复合回报处于20%出头至20%中段,公开股票约为10%。他认为私募市场的机会还没有被充分挖掘。不过目前,变现所得正重新投向公开市场,尤其是WashU认为“相对不受、甚至免受AI冲击”的行业。
3. 直接投资要求深入研究公司,并主动争取机会
- WashU的综合型团队有80%–90%的时间在接触单家公司,这与Stebbings描述的典型LP以管理人为中心的工作安排恰好相反。管理人的信心只是起点,而不是尽调的全部:WashU还要独立验证投资逻辑、持续跟踪投资,并判断它是否是资金的最佳边际用途。Wilson估计,团队最终出手的机会约占审阅项目的0.1%,而不是1%。
- 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同样重要。如果团队无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优于5个竞争对手,就会放弃。种子轮和A轮通常很难投,因为WashU希望能访谈客户、理解产品,并评估单位经济效益。“我们不擅长投非常早期的公司。”
- 争取机会要主动:请管理人列出最看好的5家公司,与公司见面,再争取下一轮领投、员工股份转让或直接进入股权结构表。Wilson认为,坐等IR团队提供SPV份额会带来“巨大的负向选择偏差”。与被动接收共同投资机会相比,WashU主动出击的业绩好得多。
- 直接投资和共同投资约占私募资产的一半,可能更多;Wilson希望把比例提高到80%,但也要和管理人关系维持自然平衡。所谓有实质性的投资信念,意味着愿意投入组合的1%——目前接近2亿美元;但受投资规模限制,通常要从约5000万美元开始,之后再逐步加码。如果小额基金承诺能带来更多底层公司投资机会,也有其价值。
4. 集中持仓需要治理支持,也需要愿意继续加码
- SpaceX一度超过组合的20%。Wilson认为,这得益于Lee Fixel、董事会和Adam对这笔仓位的支持;延续基金也帮助WashU在IPO前继续持有股份,尽管当时有流动性机会。成本投入方面则有不同限制:单一公司投入超过组合的2%–3%,可能需要通知董事会;Wilson认为达到4%就需要批准。要让仓位随股价上涨持续复利,离不开支持集中的治理安排。
- 目前,组合一半的底层仓位集中在前50大持仓;团队希望由前30大持仓驱动业绩。Wilson认为,超过20–30只股票后,分散化的边际收益会迅速下降。他也认为基金层面的集中度限制大多是人为的:某管理人占WashU资产的2%,其中50%的资金投在一家公司,实际只形成组合1%、也就是100个基点的敞口。
- 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继续加码那些已经占组合1%–2%的赢家。一笔投资以20亿美元估值建仓,即使涨到50亿美元,也可能仍是最有信心的机会;但价格更高、仓位更大,让他当时打消了加仓的念头。“那是我的错误,让我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 集中投资也曾造成损失:自动化和增材制造领域的大额投资让团队吃了苦头。“也许我们就是不擅长评估制造业公司。”Wilson说,这些投资未必已经尘埃落定,但承认确实很痛;他也曾承认,继续给一些WashU本该让其倒闭的企业投入资金。
- Wilson认为,与传统基金中的基金相比,直接投资模式更容易扩张:新增管理人会让每个管理人的影响力变小。WashU的组合可能仍然过于分散,但他希望即使资产规模翻倍,也能维持集中度。
5. 管理人是否合适、估值是否合理,比品牌更重要
- WashU投资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但不投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基金;它对这类超大型基金有明确倾向性,但并非绝对排斥。Wilson谈到巨型基金时说:“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资金。”Stebbings则指出,Thrive投资OpenAI和Cursor,证明了投资回报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Wilson承认,万亿美元级乃至更高的私募市场结果,意味着大型基金也有机会获得可观的风投回报。
- 他的结构性顾虑仍然存在:基金规模翻倍,意味着要投出更大的支票、通常也要接受更高估值;或者增加投资数量,而新增项目的质量往往不如最好的机会。AI的资本密集度为资金部署提供了空间,但这类投入最终能带来多少回报仍不明朗。Wilson宁愿每18个月一只10亿美元基金,也不愿每3年一只100亿美元基金;只要预期回报合理,快速部署资金可以接受。
- Sequoia的常青基金结构不适合WashU的共同投资模式;经过董事会讨论,WashU决定退出。Stebbings抗议:“你可不能拒绝Sequoia啊。”Wilson承认:“如果看他们实现的回报,我肯定是犯错了。”但他也说:“我们也做得不错。”他拒绝承诺投资那些捆绑了自己不想要策略的基金。
- 被问到一年新增多少只基金时,Wilson说去年新增了1只,明年预计再新增1只;一般来说,新增1到2只属于“进1出1”,但并非硬性规定。退出基金的首要原因是估值纪律。Wilson提到一位合作伙伴,并表示不确定对方是否遇到过自己愿意放弃的100倍营收估值交易;这种机会当然令人兴奋,但不是WashU想要的资金用途。Stebbings反驳说,未来赢家往往看起来都很贵。Wilson称Lee Fixel务实:愿意为出色品质付钱,但估值过热时也能抽身。
6. 私募市场溢价与模型可互换性,让AI投资回报更难判断
- Wilson认为,过多资本正追逐处于后期阶段的私募明星公司。他认为Anthropic在私募市场可能以超过2万亿美元的估值融资,但不确定公开市场是否会给出同样估值;他对OpenAI也有类似看法。公开市场接近历史高位,DPI仍然疲弱,问题在于定价错位:“按私募市场给出的估值,你没法上市。”他举出Aura尝试上市、Cerebras IPO后股价表现不佳,以及SpaceX股价接近IPO价格等例子,说明两类市场存在差距。
- Stebbings追问,既然私募融资和员工股份转让都能运作,优质公司为什么要上市。Wilson承认公司有理由继续留在私有市场,但强调公开市场的融资深度:SpaceX IPO时如果要融资“850亿美元左右”,很难通过私募融资复制。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和SoftBank能开出巨额支票的次数有限;他认为,这类资金来源中有很多已经被用尽。
- 谈到AI公司,Wilson认为“这些公司中可能有一半10年后都不复存在”;护城河和最终的利润池仍不清晰。他的检验方法是:给排名前5的语言模型接上相同接口,用户可能在99%的任务中都分辨不出来。“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是这样,却能形成巨大而深厚的利润池。”
- 他认为,企业在采用AI之初更愿意使用昂贵的前沿模型,但随着用量上升,买家会发现大多数任务用更便宜的模型就够了。Stebbings追问WashU为何没有卖掉Anthropic敞口。Wilson解释,这笔仓位在管理人基金中,而每只基金大约还持有另外40项投资;他们不会单独卖掉这一项。他看重这些合作关系,若Anthropic上市后价格合适,也可以进行对冲。
7. 退出取决于估值、仓位规模,以及错过卖出时机的教训
- WashU持有NewBank至今,距离当初分配已接近5年;SpaceX仓位过大,因此即使认为它未来5–10年仍有上涨空间,也必须在多年内逐步减持。Wilson说:“不犯蠢比耍聪明更重要。”为了支持大学,必须兑现一部分收益。他表示,如果SpaceX仓位小得多,完全可以再持有10年。
- Cerebras由Eclipse带入,IPO时仓位规模已经足以支持WashU在分配前减持并对冲。Wilson认为,根据过去12个月的业绩,250亿至300亿美元的估值很难解释;投资者押注的是公司未来4到5年的交付能力。尽管如此,他仍看好Andrew和团队未来10年的表现,并打算保留一部分敞口。
- Wilson在2020年年中左右把一大批LP权益挂出做二级出售,但为了等到预期中的12月季度估值上调而推迟卖出。当时报价可能只有面值的80%–90%:“我们基本上就是贪心了。”他回忆说,2021年一度上涨了65%——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随后其中不少涨幅又被调减。等待更好的退出时机,反而错过了有吸引力的流动性。
- Wilson预计行业会洗牌,但没有给出时间表。他举的周期性例子是:芯片或存储产品价格从3美元涨到30美元,增量收入就会流向利润,让峰值盈利看起来仍然便宜。一些历史上表现不佳的企业最终会再次变差;“周期究竟会持续多久,我想谁也说不准。”
8. 欧洲和中国的机会,要按不同价格和逻辑精选
- 最近在欧洲的投资包括通过合作伙伴投了一家未具名的西班牙金融科技公司。Wilson认为,一些优质公司,即使不属于科技行业,在美国也能凭借增长和单位经济效益获得较高的营收倍数,在欧洲却只对应较低的盈利倍数。在他看来,区域市场疲软并不代表没有高质量的个别公司。
- Stebbings反问,如果欧洲一直折价交易,那或许折价本来就是合理价格。Wilson则把价格和价值分开看:以100买入他认为价值300的公司,并让价值持续复利增长,胜过为同等增长付出5倍估值。“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Price is what you pay, value is what you get”)。他也承认,估值判断仍然带有主观性。
- WashU的中国敞口不大,但可能高于同业,而且还在加仓。Scott说,Jamie Dimon称中国“不可投资”以来,他们一直活跃在中国市场。Stebbings质疑政治管控以及教育行业企业遭遇的打击。Wilson偏好有政治支持或处于政治视野之外的业务,并以发达市场的政府干预作对照:英国海上油气资产的税率从25%升至75%,他称这“基本上是在没收公司一半的价值”;挪威也有类似调整。
- WashU在上海有2名常驻员工;Wilson说,投资者“当然必须通过本地合作伙伴投资”。Stebbings质疑美元与人民币约1:9的配置比例,以及芯片投资受到的限制。Wilson承认存在代理问题,但认为创业者大多更喜欢美元,VIE结构也让资产可以放在境外。近期投资更多采用共同投资和单笔投资,并特别关注公司向股东回馈资本的能力。